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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发表于 2017-1-2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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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 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玄学又称新道家，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时期。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到宋朝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其思潮持续时间自汉末起至宋朝中叶结束。与世俗所谓玄学、玄虚实有不同。“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扬雄也讲玄，他在《太玄？玄摛》说：“玄者，幽摛万类，不见形者也。”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之为“三玄”，而《老子》、《庄子》则被视为“玄宗”。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还用他们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儒家的“礼法”、“名教”、“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祖述老庄”，以道家为主调和儒道。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梦觉、本迹、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道家所具备重视，而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郎擎霄《庄子学案》概述说：当时达官名士，多宗老庄如魏王弼，、何晏、山涛、阮籍、嵇康、向秀、郭象，晋王济、王衍、卢谌、庾数、庾亮、桓石秀、司马彪、崔馔、李颐，宋戴顺、李叔乏、齐祖冲之、徐白珍，梁江轿、伏曼客、掼埸、严植之、刘昭、庾曼倩，陈周弘正、徐陵、全缓、张讥、陆瑜，北魏程骏、邱晏，北齐杜弼其最著者也。这是一个不小的名单，但并非全部。社会各阶层习《庄》之风蔚为大观，按吕思勉先生的说法，此风一直到隋才慢慢停息。“帝王、贵戚、大臣、武夫、儒生、文人、艺士、妇女无不能之。余风又流衍于北。入隋乃息[1] 。”
玄学至东晋后不减反增更是风行，王弼《周易注》在南朝立于学官，南朝宋齐两代的官方四学都包括玄学，梁、陈两代又盛行讲论“三玄”之风，故而东晋南朝都应当是玄学的流行期。关于唐代的学术，过去人们都说是兼行儒释道三教。现在看来，唐朝的官方学术与民间学术应有不同，官方学术包括经学与道学，经学即五经及《论语》、《孝经》之学，其中《周易》用王弼注，《论语》用何晏的《集解》，这完全是玄学中《易》学的延续；唐代道学、道举尊崇《老子》、《列子》、《文子》、《庄子》四部书，四部书都称为经，这种道学可说是玄学中的老庄学的发扬或放大[2] 。通常意义上说，一个时代思潮在宏盛过后便会日渐式微，即使留些余绪，也不过气若游丝。而玄学思潮经历几百年的绵延，入唐后非但没有衰退，反而取得新一轮发展的恢弘气势。玄学至宋朝中叶被宋明理学取代。
玄学它回答的问题是人类已知的西方科学范围之外的问题。这类学问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形而上哲学的思维方法，对于我们对自然界以及西方科学的研究会有重要的启发。
演变
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以嵇康、阮籍为代表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恰是魏晋风度的化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玄学至东晋后不减反增更是风行，王弼《周易注》在南朝立于学官，南朝宋齐两代的官方四学都包括玄学，梁、陈两代又盛行讲论“三玄”之风，故而东晋南朝都应当是玄学的流行期。关于唐代的学术，过去人们都说是兼行儒释道三教。现在看来，唐朝的官方学术与民间学术应有不同，官方学术包括经学与道学，经学即五经及《论语》、《孝经》之学，其中《周易》用王弼注，《论语》用何晏的《集解》，这完全是玄学中《易》学的延续；唐代道学、道举尊崇《老子》、《列子》、《文子》、《庄子》四部书，四部书都称为经，这种道学可说是玄学中的老庄学的发扬或放大[2] 。玄学至宋朝中叶被宋明理学取代。
据清代学者赵翼《二十二史剳记》称，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他们都是当时贵族名士，影响所及，便成一代风气。《晋书》上所谓"正始之音"也正是指整个魏晋时期玄谈风气。
何晏、王弼主张"贵无论"，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又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其后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任自然"（《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并"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非汤武而薄周孔"（此句也是出自《与山巨源绝交书》，此篇文采斐然权不谈，一般来说可以算是嵇康的宣言书，甚至是当时魏晋二三子的宣言书，但窃以为，依当时历史情势来看，嵇康其意并非真的"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而是作文明志而已，说地明白点，便是让那司马家知道自己的心思，而事实上显然不是真的坚决"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在嵇康其它文章中可知一斑）。其后完成于郭象，其作《庄子注》，此书一出，玄学大畅，"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晋书·郭象传》）。
往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了玄佛的合流，对玄道的同一性，缺乏具体的了解。从张湛玄学可以看出，道教与玄学的结合已有相当的深度[3] 。从嵇康、阮籍、张湛、韩伯、陶渊明、袁宏等玄学家的思想可以看出，如果说，魏晋玄学是精致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则当时的道教可谓是通俗的信仰和实践中的操作，这二者，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对此，汤用彤早已指出：“中华方术与玄学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其中演变之关键有二要义，一日佛，一目道。由此二义，变迁附益，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0”①牟宗三先生也说过：“道家工夫自心上作，而在性上收获。无论是‘不离于宗’之天人，或不离于精不离于真之至人、神人，皆是从心上作致虚守静之工夫。从此作虚静浑化之玄冥工夫，始至天人、至人、神人之境，而养生之义亦摄于其中矣。”这一论断甚为精透。道家本体的实体性、实在性，透过养生、长生说即可转化为神仙术。他又说：“通过修炼之工夫而至长生，成仙，则是顺道家而来之道教，已发于第二义。当然第二义亦必通于第一义。”他认为：“原始道家并不自此第二义上着眼，嵇康之《养生论》却正是自此第二义上着眼，而向、郭之注庄，却是自第一义上着眼。”②这是哲学与宗教的差别。由修行或服药登仙，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自化内化。不过，把玄学与道教的关系视为哲学与宗教，这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道教当时也出现了颇有哲理意味的著作，如《周易参同契》、《抱朴子》等。如果说玄学重在通过语言文字认识事物的方式是认知，则道教重在通过实践修炼认识事物的方式是证知。二者的终极目标都是形而上的哲理和信仰。这决定了道教与魏晋玄学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相互影响。例如，葛洪在《抱朴子·用刑》中说：“世人薄申韩，嘉老、庄之诞谈……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这里抨击的对象就是魏晋玄学，说明葛洪对魏晋玄学并非不知情。前面说过，王充、扬雄的思想是玄学的前导和渊源，而葛洪对这两个人都有极高的评价③，颇为欣赏他们的思想。这说明葛洪对玄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其实，按《晋书》卷七二《葛洪传》和刘知几《史通·序传》的观点，葛洪也是玄学的清谈家之一。
东晋时期，佛学蓬勃发展起来，玄学与佛学互相影响，佛学者谈玄，玄学者论佛，成为一时风尚。言其合流，固是当时学术发展之大趋势，但借玄论佛者终究是佛，借佛谈玄者终究是玄，所以不论是玄学还是佛学，都不能说已无泾渭之分了。而且，有些玄学家继承正始以来之玄学流风，并未与佛学合流或援佛以论玄[4] 。
因佛教开始流行，初与道家文化相结合，依附道教宏传，故有佛道之争，老子化胡之说。安世高与支谶等自西域东来译经，佛学渐盛，不过“佛教在汉世，本视为道术之一种，其流行之教理行为，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中国古代文化以道家为本，在魏晋时代，老庄的玄学特盛，“方术与玄学，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士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以故般若学与老庄学相近。佛教到东晋时，其势大盛，西域大师接踵而来，中国寺僧，渐具规模。般若之学大行，谈玄说妙。最可称道者为罗什之东来，法显之西行，道安之领袖群伦，罗什之大开译业。什之门下十哲四圣，皆当时精研老庄的第一流学者。时北方世乱，道安高足慧远隐居匡庐，研究般若，毗昙，提倡弥陀净土，一时名贤大集，成为江南佛法之重镇。后有真谛之译唯识诸论，罗什法显等又译十诵、五分、四分等律。诸宗经论于是大备。从僧肇道生以来，中国佛教则因容纳了老庄道家的对规律性实在性等的认识，使佛性论原有的条件性相对性的成分继续保留的同时，真实性与永恒性的因素空前增长。中国化佛教肯定了真实无妄的本体世界的存在，突破了印度佛教的范围，弥补了印度佛教的逻辑断裂，使其认识得以进一步的深化。就此而论，佛教教义只有在中国化佛教中才真正走向了圆融之境，达到了佛教对宇宙人生认识的最高水平。
总的来说，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家园。东晋时，佛教为了扩大在本土的影响力逐附会玄学,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传教，由此佛教大为盛行。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方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但是，由于过多地使用老庄玄学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则使佛学在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等，这些派别的影响使佛教内部发生分化，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仅就《高僧传》中的僧人就有支遁、道安、僧肇、佛图澄等64位名僧都有极高的玄学水平。从中不难看出东晋南北朝玄佛合流的盛况。东晋时，玄学家虽然精通佛教，却不在注老庄列中运用佛教理论。南北朝道教也开始大量吸收老庄玄学理论构建神学。玄学衰落后分别被道教、般若、理学、禅宗所继承。[5]
洪修平对道家哲学在佛学中的体现有着系统的研究。关于老庄玄学对般若学的影响，他研究指出 “这种影响从形式上看， 主要表现在使用概念范畴和所讨论的问题上， 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从思想方法上看， 六家七宗都比较注重义理探讨， 反对执着文句，这与玄学的得意忘言也是一致的; 从思想内容上看，贵无、 崇有和独化的思想， 几乎对般若学各家都发生了影响” 。其中以玄学对僧肇佛学思想的影响为最， “僧肇的佛教哲学体系与玄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从概念到命题， 从结构体系到思想方法， 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僧肇受玄学的影响和对玄学的发展。 ”关于玄学对禅宗的影响， 他指出:“在坚持佛教基本立场、 观点与方法的同时， 禅宗又将佛教的思想与传统的思想， 特别是老庄玄学的自然主义哲学与人生态度以及儒家的心性学说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理论与修行解脱观。 ”
“达摩系禅学思想， 更多地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去融合老庄的天人之学。慧能禅学思想， 更多地注重在思想内容上自然地透露出老庄天人之学的精义。至于慧能禅的后期禅宗更是在本来具有的意义上体现出禅与老庄的契合。并且， 在‘自然’ 范畴的统摄下，终于把老庄的天人之学与禅宗的心性之学聚会到‘自然’ 这面旗帜下。在一定程度上说， 禅学的老庄化进程， 是随着后期禅宗对老庄思想的升华而宣告最后完成的。 ”[6]
张立文指出， 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完成， 主要是以道家哲学为主体认知结构而实现的。魏晋佛学采取格义的方法融会道家哲学， 会有些比附的味道， 至唐代佛学尤其是禅宗的出现， 使佛道两家之学更加密切地融合起来。禅宗“自性具足” 、“见性成佛” 的主张， 显而易见地吸收了道家哲学“自足其性 ” 、 “任性逍遥” 的观念。[7] 李霞指出:“没有道家自然主义、 平等思想和自由观念的浸透， 禅宗也许会产生， 但它只能保持达摩禅的基本概貌， 而不可能造就出慧能以后的新禅宗。 ”[8]
通过学者们的如上论述， 可以看出， 道家哲学在佛学中的体现， 是通过佛教中国化不同阶段所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而表现出来。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禅学对于道家哲学的自然论、 人生论、 天人观等思想的吸收和融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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