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o Classic历史录音资料 - 耳机网-耳机大家坛

亨利·让·保罗·玛丽·默克尔于1897年12月22日出生在巴黎。他在巴黎音乐学院跟随Guillaume Remy学习小提琴，并在1912年获得了头名。 1922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弦乐四重奏团“默克尔四重奏”，成员包括第二小提琴手罗伯特·沃兰、中提琴手他的妹妹爱丽丝·默克尔，以及大提琴手卢西安·基尔希，后来由阿道夫·巴贝扎特取代。和许多其他有才华的小提琴家一样，他担任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同时也挤出时间追求独奏小提琴家生涯。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默克尔担任了法国各种管弦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 1923年，默克尔加入了巴黎新成立的斯特拉拉姆管弦乐团，最初是作为第一小提琴组的小提琴手，后来成为第一独奏小提琴手。瓦尔特·斯特拉拉姆的乐团重点是在当代音乐，与巴黎另一个专注于传统曲目的头部乐团形成鲜明对比。斯特拉拉姆于1933年去世后，乐团解散了。在斯特拉拉姆乐团里，默克尔首演了三部小提琴作品：

1930年，他还加入了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担任乐队首席，并一直任职直到1960年退休。二战后，法国钢琴家玛丽-路易丝·普涅-卡亚德成为他的首选二重奏搭档，他们在德国、瑞士和法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两人为宝丽金唱片公司录制了拉威尔的小提琴奏鸣曲、舒伯特的D.574二重奏和D.384小提琴奏鸣曲，以及米约的牧歌等几部作品。他还组织了一个三重奏，与Jean Hubeau和保罗·托特里埃一起，并首次录制了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完整版本，以及亨德米特的协奏曲的首个商业录音。

1932年，25岁的她赢得了维也纳第一届国际小提琴比赛。随后她在巴勒莫和罗马的圣塞西利亚学院担任了教职。在战争年代，德维托几乎完全在意大利和德国以及欧洲一些纳粹占领的领土上演出。1944年，她首演了伊德布兰多·皮泽蒂的小提琴协奏曲。战后她开始了相对较少的录音工作。1948年，她在伦敦由维克多·德·萨巴塔（Victor de Sabata）指挥下首演，演奏了勃拉姆斯的协奏曲。这次演出非常成功，接下来她又在爱丁堡音乐节上演出。

维托多次在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指挥下演出，并对他的演奏方式有很大的共鸣。她与艾德温·菲舍尔（Edwin Fischer）合作，那时候他已处于职业生涯的尾声。她曾经去听过科尔托的独奏音乐会，当时这位伟大的钢琴家已经过了巅峰时期：这次经历让她下定决心不要陷入过长的演奏生涯。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此外，她曾两次为教皇表演，她认为这标志着她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并且将是一个结束，即便是教皇本人花了一个小时试图说服她不要放弃上帝赋予她的才华！

1918年7月24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布鲁诺，是一个贫穷的意大利移民长号手的儿子。他的父亲坚持让他的七个孩子都学习乐器。钢琴是里奇最初喜爱的乐器，但他的父亲坚持让他成为一名小提琴手。他最初的音乐课程是父亲教授的，他都不记得哪一天自己手中是没有小提琴的。他的父亲安排了一次为路易斯·佩辛格（Louis Persinger，1887-1966）的试奏。佩辛格随即将父子二人介绍给了玛丽·伊丽莎白·拉基（Mary Elizabeth Lackey）接受初级教学。1928年11月，里奇的父亲签署了一份授权协议，将孩子的监护权交给了拉基。在一次地方比赛中获得金牌后，里奇于1928年11月15日（10岁）在旧金山进行了他的首次公开演出，演奏了维尼亚夫斯基（Wieniawsky）和维奥当（Vieuxtemps）的作品。佩辛格在钢琴上伴奏。1929年10月20日，里奇在纽约市与亨利·哈德利（Henry Hadley）指挥的曼哈顿管弦乐团首演。随后是一段奔波的时期，1931年，他向米谢尔·皮亚斯特罗（Mishel Piastro）的学习并不成功，随后在1932年游历欧洲，在柏林与布鲁诺·瓦尔特一起亮相、在罗马与贝尔纳迪诺·莫利纳里（Bernardino Molinari）、在布达佩斯与恩斯特·冯·多南伊（Ernst von Dohnány）合作演出。他在德国向乔治·库伦坎普夫（Georg Kulenkampff）学习，在挪威和美国向奥尔的学生保罗·斯塔塞维奇（Paul Stassevich）学习。与路易斯·佩辛格的进一步学习让他对选择演奏的音乐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1942年到1945年，他的职业生涯被征召到美国陆军打断，在军队担任“娱乐专家”。他在军营和医院演出，由于这些地方经常没有钢琴，他因此探索了不少小提琴的无伴奏乐曲。里奇意识到这样的演出给了他一个机会，可以不受独奏者和伴奏者之间经常发生的分歧的影响，可以独自表达音乐观点。退伍后，他的第一次独奏音乐会包括巴赫、伊萨伊和亨德米特的独奏曲，两首帕格尼尼的随想曲以及维尼亚夫斯基和克莱斯勒的无伴奏曲目。很快，他在整个欧洲开始举办这类音乐会。他于1971年在纽约爱乐乐团首奏了新发现的首帕格尼尼第四小提琴协奏曲，并于1976年在美国首演帕格尼尼第六小提琴协奏曲。一年后，他首演了迄今为止未被发现帕格尼尼的第25首随想曲。1998年，里奇在伦敦威格莫尔音乐厅最后一次亮相。他演奏得非常出色，甚至在节目中包括了一些帕格尼尼的作品。

里奇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尊重；他是一位出色的交流者，喜欢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作为一名教师，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从1970年到1973年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从1975年到1990年在茱莉亚学院任教，之后被任命为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直到去世。2012年8月6日，鲁吉罗·里奇在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的家中因心力衰竭去世，享年94岁。他承认曾经谎报过自己的年龄。“我是一个神童。他们说我7岁，但我真的是9岁。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根据里奇的说法，20世纪20年代对于神童来说生活是艰难的。“我的父亲有点痴迷于音乐，他让所有的孩子都学习一种乐器。他说如果我们不是音乐家，我们最终会成为清洁工。里奇先生巡视着房子，确保孩子们在练习。我们每天练习五个小时。一位家庭教师在家里教我们学校功课。神童当时很流行，因为父母可以从他们身上赚很多钱，我喜欢炫耀，但另一方面，我不喜欢我的生活。我小时候受到了太多的赞誉。我13岁时就过气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小提琴家。”

1911年1月4日出生在意大利圣玛丽亚卡普瓦韦泰雷（Santa Maria Capua Vetere）。她属于拿坡里的贵族，据推测可追溯至波旁王朝时期。她进入罗马的圣塞西利亚音乐学院，师从乔阿基诺·米凯利（小提琴）和阿尔多·佩里尼（中提琴）学习。她于1929年毕业于音乐学院，并继续在柏林和巴登巴登跟随卡尔·弗莱舍学习，直至1931年。她的录音较少，第一批是1940年为Polydor公司制作，与德国钢琴家胡伯特·吉森合作了弗朗克、舒伯特、德沃夏克、西蒙内蒂、莫扎特和维拉奇尼，并与匈牙利荷兰钢琴家格扎·弗里德合作括勃拉姆斯和皮齐蒂。她的保留曲目很少，她曾在威廉·富特文格勒、赫尔曼·阿本德罗特、卡尔·舒里希特、阿图尔·罗特、布鲁诺·马德纳、奥利维耶罗·德·法布里蒂斯、费尔南多·普雷维塔利和卡洛·玛利亚·朱利尼的指挥下演奏。1948年后，她被邀请与塞尔吉乌·切利比达克一起合作，进行了有限的几场演出。从1955年到1961年，她担任意大利弦乐合奏团“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独奏家组合”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她还与钢琴家格尔马诺·阿尔纳尔迪和大提琴家安东尼奥·萨尔达雷利组建了罗马三重奏。她曾在那不勒斯圣彼得罗阿马贾拉音乐学院和圣塞西利亚学院任教。作为一名教师，她有点“放任自流”，对现代或当代音乐不感兴趣。在选择曲目方面，她的选择甚至涉及到了雷斯皮吉的《格里高利圣歌协奏曲》。她是ESTA（欧洲弦乐教师协会）意大利分会的主席和创始人。她使用亚历山德罗·加利亚诺的小提琴，配有两把不同重量的萨托里琴弓。她于1988年8月21日在意大利的格罗塔费拉塔去世。

1908年7月28日出生在阿拉德，当时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并入罗马尼亚。他在布达佩斯的皇家音乐学院跟随亚诺·胡拜伊学习小提琴。他从1946年到1963年在吉亚尔音乐学校教授。他曾担任布达佩斯歌剧院的首席演奏家，任职于1948年至1950年间。匈牙利作曲家法兰克·费伦茨将他的《小提琴与钢琴牧歌》献给了他。他的录音比较稀少，1955年为Imperial公司，1957年为Electrola，1959年为DG录音，合作对象均是与德国钢琴家弗里茨·施罗德。Bisztriczky于1983年11月12日在布达佩斯去世。

1920年1月23日出生于东京。她的第一位老师是中岛田鹤子，她进步很快，随后向罗斯小提琴家安娜·布布诺娃-小野学习。1930年，Suwa被引荐给第二次亚洲巡演的津巴利斯特。她演奏的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让大师印象深刻，这次会面还上了头条新闻。大师建议她出国留学，并愿意提供帮助。虽然她没有接受这个邀请，并在日本继续呆了六年，但她确实决定向另一位俄罗斯小提琴家亚历山大·莫吉列夫斯基学习。1936年，她搬到布鲁塞尔继续跟莫吉列夫斯基学习，然后于1938年再次搬到巴黎，跟随鲍尔夫·卡门斯基学习。1939年5月15日，她在肖邦音乐厅举办了欧洲首演。几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但即使纳粹占领了巴黎之后，Suwa仍然留在巴黎继续深造。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在这个时候结成同盟，这个军事联盟使得Suwa的职业生涯得以蓬勃发展，她被允许为受伤的德国军队举办音乐会以加强联盟关系。为了表彰她对德国的贡献，约瑟夫·戈培尔于1943年2月22日向她赠送了一把小提琴。这份礼物本来是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戈培尔在日记中提到他正在“给日本小提琴家提供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1943年10月，Suwa在汉斯·克纳佩茨布什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上担任独奏，并获得了极大好评。她还继续在德国各城市之间进行音乐会巡演，但在1944年8月盟军逼近巴黎时最终被迫逃离。1945年4月，她加入了驻柏林的日本大使馆，5月欧洲战争结束后随与他们一起前往巴德加斯坦。1945年5月，她和日本驻德国外交使团一起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被美军俘虏。她和其他日本国民被安置在法国勒阿弗尔的Santa Rosa号客轮上，驶往纽约。8月他们被短暂地送到宾夕法尼亚州，被拘留在阿勒格尼山脉中心的Bedford Springs Hotel酒店，11月被释放并送回日本。1951年，她大胆地返回美国，在好莱坞露天剧场进行了一场慈善音乐会的表演。Suwa于2012年3月6日在东京去世，享年92岁。

埃里希·罗恩(Erich Ronn)1910年4月16日出生于德国勃兰登堡州格罗斯-劳滕(Groß-Leuthen)的一个小镇。他最初在Gu本跟随约瑟夫·约阿希姆(Joseph Joachim)的一名弟子Else Mendel-Oberuber学习小提琴。他作为独奏小提琴的首演，是和当地的传统合奏团体Kurt Kutschan Kopelle一起演奏了约翰·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兰纳的圆舞曲与波尔卡。然后，他进入了柏林市立音乐学院，师从Ria Schmitz-Gory和Gustav Havemann。他被奥托·克伦佩勒选中加入柏林克罗尔歌剧院的第一小提琴组。克罗尔歌剧院最终于1931年7月关闭后，罗恩成为柏林德国之声交响乐团的首席。

1934年，24岁的罗恩被威廉·富特文格勒选为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他与雨果·科尔伯格(Hugo Kolberg)和西格弗里德·博里斯(Siegfried Borries)轮流担任首席小提琴手。1939年科尔伯格和他的犹太妻子一起逃走了，富特文格勒曾在尽可能的保护他待在首席位置上。1934年，富特文格勒辞去了一年的首席指挥职务。 1935年4月22日，在客座指挥Leo Borchard的指挥下，罗恩首次以独奏家身份演出了莫扎特的《阿德莱德小提琴协奏曲》。

1941年8月4日，罗恩被任命为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接替西格弗里德·博里斯。卡拉扬说服博里斯在1943年加入柏林普鲁士国家歌剧院(Preussische Staatskapelle Berlin)担任首席小提琴手。罗恩成为柏林爱乐乐团室内乐团体“柏林爱乐室内乐协会”的负责人。柏林爱乐室内乐团演奏的标准曲目包括贝多芬的弦乐和木管七重奏、布拉姆斯的单簧管五重奏、莫扎特的圆号五重奏、舒伯特的八重奏、舒伯特的小提琴与弦乐回旋曲以及钢琴家奥斯卡·罗森斯泰纳(Oskar Rothensteiner)伴奏的舒伯特《鳟鱼五重奏》。

罗恩首演了赫尔曼·兹克尔(Hermann Ziicher)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92号，由威廉·富特文格勒指挥，以马克斯·特拉普(Max Trapp)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1号，由卡尔·伯姆指挥。1943年7月9日，他在德国柏林歌剧院乐团(Artur Rother指挥)的演出中，演奏了极少被演奏的埃米尔·冯·雷兹尼切克(Emil von Reznicek)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他还作为柏林爱乐乐团的独奏家，在汉斯·克纳佩茨布什和赫尔曼·阿本德罗特的指挥下演出过：

罗恩是最后一位于1944年1月12日在旧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独奏家，他演奏了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由他、富特文格勒指挥。而"老爱乐乐团"在1944年1月30日的一次轰炸中消失了。当德国在1945年5月投降时，柏林爱乐乐团也迎来了新时代。柏林爱乐乐团成员在新时代初次聚会时的具体讨论，已经湮没在历史中。唯一清楚的是，罗恩和某些音乐家要么不愿意，要么未被邀请参加乐团的战后组建。格哈德·塔斯纳(Gerhard Taschner)（小提琴）、莱因哈德·沃尔夫(Reinhard Wolff)（中提琴）、阿瑟·特勒斯特(Arthur Tröster)（大提琴）和阿道夫·舍尔鲍姆(Adolf Scheerbaum)（小号）是那些没有回归的人中的一部分。罗恩、特勒斯特和沃尔夫迅速转投了指挥家汉斯·施密特-伊瑟施特提供的更稳定、更有利可图的汉堡职位。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军事当局邀请施密特-伊瑟施特在汉堡的北德国广播电台创办一支管弦乐队。六个月后，他组建了北德国广播交响乐团，并在1945年11月指挥了其首场音乐会。罗恩从1945年起直到1974年退休前都是北德国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富特文格勒1947年9月22日和1951年10月27日在汉堡音乐厅与北德国广播交响乐团进行了两场音乐会，指挥了他的两位前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罗恩和特勒斯特演奏了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和大提琴双重协奏曲。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恩加入了两个室内乐团。康拉德·汉森三重奏（Conrad Hansen Trio），与钢琴家康拉德·汉森（Conrad Hansen）和大提琴手阿瑟·特勒斯特（Arthur Tröster）一起。他们为德国广播电台和德律风根唱片公司录制了钢琴三重奏曲目的主要作品，如舒伯特的Op. 100三重奏、德沃夏克的E小调三重奏，以及莫扎特的K.502三重奏。这个三重奏团体也在许多主要音乐节上表演过，并与多个德国管弦乐团多次演奏过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后来，这个三重奏团体扩展成了四重奏，包括中提琴手莱因哈德·沃尔夫（Reinhard Wolf），命名为“汉堡室内乐协会”（Hamburger Kammermusik Vereinigung）。

罗恩于1949年6月10日与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在阿图尔·罗瑟指挥下演奏了沃尔顿的小提琴协奏曲。他还是1946年德国德特莫尔德（Detmold）创办的“西北德国音乐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并在汉堡音乐学院教授了许多年。他的学生中包括他的儿子安德烈亚斯（Andreas）、沃尔夫冈·马斯纳（Wolfgang Marschner）和威廉·梅尔克（Melos弦乐四重奏创始人）。罗恩还首奏了哈夫丹·克莱夫（Halfdan Cleve）、瓦尔特·吉尔纳蒂斯（Walter Girnatis）、乔治奥·坎比萨（Giorgio Cambissa）、朱利安·弗朗索瓦·茨宾登（Julian Francois Zbinden）、亨克·巴丁斯（Henk Badings）、克劳德·巴利夫（Claude Ballif）、吉塞尔赫·克莱贝（Giselher Klebe）、路德维希·图伊勒（Luawig Thuille）和海因茨·施赖特尔（Heinz Schreiter）等作曲家的现代曲目。

瑞士的一位音乐评论家写道：“12岁的小提琴天才珍妮·安德莱德- 3月12日星期六的音乐会远远超过了其他音乐会。周六，约250位幸运人士永远都会记得这场独奏音乐会。而其他人，大约还有200到300人本该在那里的人，因为他们的冷漠而将永远遗憾，他们错失了两小时深沉而激情的音乐，错失了两小时难忘的快乐。因为珍妮·安德莱德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艺术家。她只有12岁，但她用小提琴告诉我们的东西比许多已经经历了20多年职业生涯的艺术家还要多。在12岁时，她已拥有无可挑剔的技术，结合着超越她年龄的深刻演绎。她具有天赋：让我们鞠躬致意！并感谢她给我们带来的所有快乐…她演奏了门德尔松的协奏曲（这也许是我们最喜欢的部分），并且以一种精致的优雅演奏了库普兰的《Chérubins》；她以激情洋溢的方式演奏了德·法拉的西班牙舞曲；她以奇妙的清新和清晰演奏了米约的《春天》。”在弗兰兹·克莱斯勒的《西西里与利戈顿舞曲》中，她表现得多么轻松、多么灵活！在维尼亚夫斯基的《俄罗斯风格曲》中，充满了困难，但珍妮·安德莱德成功展示了她的高超技艺。我们祝愿这位才华横溢的小提琴神童，能有一段与她的天赋相称的事业和成功。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她细致而娴熟的伴奏者Hewitt-Tilliard女士，她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

1936年，安德拉德前往圣让德吕兹（Saint-Jean-de-Luz）跟随雅克·蒂博（Jacques Thibaud）学习：1935年1月，他们一起在鲁贝演出了巴赫的D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她一直是一名音乐会小提琴家。战争爆发使她在国外的演出全部中断。二战结束后，安德莱德参加了一个文化交流项目，在奥地利和德国各地巡回演出。1946年12月6日，她与钢琴家Denise Hugon在维也纳的莫扎特音乐厅进行了一场备受赞誉的独奏音乐会：

安德莱德作为一位艺术家的地位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她成为了一位备受欢迎的小提琴家，尽管她与吉奈特· 内弗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直到内弗于1949年去世。不久之后，安德莱德在欧洲各地（法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功，她的成就使她在世界各地的音乐中心备受瞩目：日本、泰国、中东、远东、南美洲（1949年4月至7月）和南非（1953年）。

埃赫里于1928年11月5日出生在巴黎。他的罗马尼亚犹太裔父母是来自现在摩尔多瓦的移民。他的父亲是一名民间音乐家，演奏锤琴和排箫。在他十岁之前，埃赫里就是他父亲的咖啡馆乐队的闪亮之星，每晚在啤酒馆里演出。“我的父母会说罗马尼亚语和俄语，”埃赫里说，“但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两种语言，因为我的父母总是希望我不要成为外国人，不要遇到他们所遭遇的各种问题。所以我只说法语。”他的父亲没有接受过正式的音乐训练，一开始，戴维也没有。 “我父亲只知道埋头演奏，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和他一起表演了好几年，我喜欢这个过程—，充满了乐趣。我父亲仅仅是靠他的耳朵教我。”

他补充道，这是一个优势：“这是一个美妙的开始，不用从视唱练耳）开始，一个孩子怎么可能被那样可怕的负担所鼓励进步呢？众所周知，一个孩子在三岁左右会说出母语——因此他也可以像说话一样说出音乐。这很容易。”有一天，一位热爱音乐的慈善家误了火车，闲逛到了咖啡馆，埃赫里一家的乐队正在全神贯注地演奏。“这位绅士看到外面的海报上写着我是‘小戴维’，于是就进来听了一下，”埃赫里说，“后来他跟我父亲说，‘知道吗，你儿子很有天赋，你应该好好培养他。我可以让他参加一场音乐会，因为我是一个音乐社团的负责人——他能演奏门德尔松的协奏曲吗？’我父亲当然以为这个提议是开玩笑，所以他随口说，‘哦，没问题，’我们的朋友说，‘给我你的地址，我会写信给你的。’令我父亲惊讶的是，他很快收到了一封信，里面写着音乐会的日期。”“小戴维”学会了门德尔松的协奏曲，演出后，然后径直回到了咖啡馆乐队。

等到战争爆发，咖啡馆关闭，一家人失业了，于是父子俩又去找了布切里特。“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德国入侵后，埃赫里一家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戴维的父亲被逮捕，送往了臭名昭著的德兰西拘留和驱逐中心。埃赫里说：“他被某种奇迹救了。”生活在绝望的条件下，囚犯们遭受着疾病和饥饿的折磨。“他们开始死去。德国人想维持秩序井然的假象，不想让这些事情传开，所以他们开始把那些可能会死去的人送回家，这样他们就不用负责了。他们派了一个专员去评估生病的囚犯，我父亲旁边的人告诉他应该去找这个家伙。我父亲试图拒绝，因为他太重了——38公斤——但他的朋友坚持要他去。”专员拉下了埃赫里父亲的下眼睑，问他早上眼睛是否充血。“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么；但他知道‘是’或‘不是’可能是生死攸关的区别。他做出了选择，说‘是’。”不久之后，埃赫里的父亲便回家了。

由于东躲西藏，无法工作，埃赫里夫妇发现无法养活他们年幼的儿子，因此寻求了更好的方式来养活他。通过布切里特，他们认识了一个名叫费雷蒂（Ferretti）的意大利人，他是巴黎的老市民。他收留了戴维。“他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埃赫里说，“他有一个很棒的图书馆，我可以在那里继续我的学业。每个星期天，他的朋友们都会来，我会给他们演奏。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其中一个是戴高乐的私人秘书，另一个是他的一位部长，还有一个是罗马教廷大使，就是后来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过了一阵之后，埃赫里去探望他的父亲，父亲要求他立即离开巴黎。布切里特带着埃利赫离开了城市，来到了他在乡下的房子，男孩在那里和看门人住在一起。 “就在下一个星期天，盖世太保来到了费雷蒂家，寻找‘那个拉小提琴的犹太小孩’。”他们对我了解得一清二楚。”然后，费雷蒂巧妙地虚晃一枪。“他告诉他们：‘你们错了！’，然后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意大利的一家比萨店的名字，预约时间，以及“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签名。正如费雷蒂预料的一样，这张卡片吓住了官员们，让他们以为费雷蒂有高层人士朋友，并且是一派的。事实上，情况略有不同：“费雷蒂和墨索里尼曾经是同学，但政治上却完全对立，他们经常在咖啡馆里见面论争，”埃赫里解释道。“所以当墨索里尼上台后，费雷蒂知道是时候尽快离开意大利了。”

战后，埃赫里立即恢复了正式的学业，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布切里特的班级，很快就获得了备受瞩目的最高奖项。这使他能够举办自己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但意外的命运再次来临。“评论家安托万·戈莱亚是罗马尼亚人，曾是埃乃斯库的小提琴学生，他误入了演出场地。他本应该去普莱耶尔音乐厅，而我在加歇尔音乐厅，他走错了大厅。”但是看到一位年轻的小提琴家首次登台，他决定留下来。”戈莱亚给予了这位年轻小提琴家极高的赞扬；这位评论家还向他的一个指挥朋友亨利·托马西推荐了埃赫里，这给了他与乐团一起演奏勃拉姆斯协奏曲的机会。这些事大大推动了他的职业生涯，在1955年他赢得了隆-蒂博国际音乐比赛，成为最后一位获此殊荣的法国小提琴家。耐人寻味的是，埃利赫曾经几次遇见过雅克·蒂博本人。“他是布切里特的兄弟，每次他来时，布切里特都会说，‘听听这个小家伙。’每次，蒂博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说‘很好，很好，现在继续，我的小朋友’，这就是他的教诲！我很幸运能够听到他的最后几场音乐会的表演——他演奏了勃拉姆斯协奏曲，相当令人惊讶，我当时被他演奏中的精神品质深深打动了。”

对于乔治·恩斯库（George Enescu）的印象则更加深刻，埃赫里与这位罗马尼亚作曲家一起演出了包括的第二奏鸣曲在内的独奏音乐会。“他钢琴弹得像神一样，”埃赫里回忆道。“他具有类似于查尔斯·明希和伦纳德·伯恩斯坦的品质，这两位音乐家只要站在管弦乐队前，乐手们立刻就会想要演奏。我并不总能理解他说的话，但他的存在和他的音乐创作能力就能带领你的所做充满音乐性。这是一种巨大的启发。”

埃赫里是如何对当代音乐产生兴趣的呢？“啊，”埃赫里皱了皱眉。“那是因为我一种法语所谓的‘坏脾气’！我跟布切里特对着干，总让他棘手。”他补充说，布切里特享有独裁者的声誉。“那个特定年代的人就是那样。在那个年代，父亲形象是一个独裁者。你得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不得质疑。布切里特是一个独裁者，但这并不妨碍他救了我的命。与此同时，我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和巴托克。我带着巴托克的第二协奏曲去参加布切里特的课程。他说：‘在我的课堂上，我们不演奏野蛮的音乐：滚出去！’他真的因为我想演奏巴托克把我从课堂里赶了出去。”“而且，我很懒，”埃赫里笑得很开心。“我学东西很快，可能太快了，而且我总是在寻找新的事物。我很快意识到，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和巴托克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作曲家开始接近我，要求我演奏他们的作品。

”我坚持要求与任何作曲家接触时，都会请他们为我写一首小提琴协奏曲。为什么不呢？”亨利·托马西是最早为埃赫里写曲的作曲家之一。“布鲁诺·马德尔纳并没有为我写他的协奏曲，但我进行了首演；这是一件奇妙的作品，令人惊叹。我还首演了米约的第二协奏曲。然后马蒂努来纽约听我的演奏，为我写了他的协奏曲，问我是否可以在法国演奏，我就演奏了，那是我与法国国家广播交响乐团的第一场音乐会。”这只是冰山一角：接下来是查尔斯·夏因斯和皮埃尔·马克斯·杜布瓦的协奏曲、莫里斯·贾尔的《Mobile》以及吉亚辛托·斯切尔西和伊夫·普兰的音乐。1989年，他在仅仅提前三天告知的情况下，代替一位临时有事的独奏家在日本首演了杜迪耶的小提琴协奏曲《梦之树》。

安德烈·若利维特在埃赫里的生涯中特别重要，他经常演奏这位作曲家1972年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和狂想组曲。“若利维特是身材魁梧，相当严肃和内敛，但他给你的印象是一个性格极其坚定的人，”埃赫里回忆道。“我对他的音乐风格印象深刻，我有强烈地感受，以及他表达这种风格的精准创作。”这种语言完全不传统，它非常个人化，但又有着永恒的表达需求，而这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在作曲家去世后，这种联系甚至更加深入：埃赫里与若利维特的女儿克里斯汀结了婚。

在法国极端保守、不喜欢前卫的时代，戴维是一位先锋。“一直在不断发展，”埃利赫自己说，“对我来说，没有一种事物只有一种方法。我反对那些被认为是万能的系统。比如，你不能像演奏莫扎特那样演奏巴赫，因为巴赫时代的东西在莫扎特时代是不存在的，反之亦然。同样，你不能像演奏贝多芬那样演奏勃拉姆斯。音乐的复杂性越大，你的技术就必须不断发展。然后，无论你演奏什么，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将你认为是真实的东西诠释出来。”音乐在表演中确实需要“诠释”。

米里亚姆·索洛维耶夫（Miriam Solovieff）于1921年11月4日出生在旧金山。她3岁时，家人住在钢琴教师埃拉·里蒂辛（Ela Rittisin）工作室楼上的公寓里。米里亚姆认真地听着学生们上课的声音，很快表达了自己想要学习音乐的愿望。当里蒂辛得知这一消息时，她很高兴地给了孩子几堂课。几个月后，她意识到这个孩子有非凡的天赋，需要更高水平的教学。阿道夫·瑞斯（Adolph Ryss），曾指导过几位神童的早期学习，对米里亚姆产生了兴趣，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教导她。作为他的学生，她出现在各种音乐组织的活动中，比如，5岁时在旧金山帕西夫音乐协会的少年部门作为新秀登场。

1928年11月15日，10岁的鲁杰罗·里奇（Ruggiero Ricci）在旧金山苏格兰仪式礼堂进行了轰动一时的首秀。观众中包括了刚过完七岁生日的米里亚姆。这位小提琴家的表演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天后，她仍然记得小提琴持续悠长的唱歌声，与钢琴冷漠的分离声音相比较。很快，她请求父母允许她转学小提琴。他们表示反对，指出她在钢琴上表现异常出色。最终双方达成妥协，米里亚姆可以学习小提琴，但必须继续上钢琴课。

在第一次太平洋音乐协会的表演五年后，作为一群孩子中的一员，米里亚姆再次为该组织表演。虽然只有10岁，但她现在是资深部门的成员，她演奏的布鲁赫小提琴协奏曲第一号成为了节目中的杰出表演。在场的人中有梅森先生，太平洋海岸评论家协会的主席，他说：“米里亚姆必须加入我们旧金山的神童小圈子。”几个月后，1931年12月17日，她在社区剧院首次亮相，演奏了一首亨德尔的奏鸣曲，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布鲁赫的《希伯来晚祷》改编曲以及一组短曲。她的赞助人名单像是一个“旧金山音乐赞助人名录”。这场音乐会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几个月后，1932年2月26日在提沃利剧院，她首次与管弦乐队合作，在巴西尔·卡梅隆（Basil Cameron）指挥下与旧金山交响乐团一起出演了第四届青少年交响音乐会。她对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两个乐章的诠释被亚历山大·弗里德（Alexander Fried）评价为“非常出色和恰当”。阿图尔·罗津斯基听她演奏后，邀请她在洛杉矶爱乐乐团的常规音乐会上担任独奏家。1933年2月5日的旧金山纪事报引述他的话说：“在我过往的经历中，从未听到过任何一个孩子具有如此美好的未来前景。她已经具备了如此丰富的音色、技巧和理解力，我毫不犹豫地将她称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正是基于这一点，我选择让她与爱乐乐团合作演出。她的个性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孩子，这一点增强了她作为音乐家的天赋。”

在洛杉矶成功演出后，米里亚姆的父母决定她应该去东部跟随路易斯·佩辛格学习，路易斯·佩辛格作为叶胡迪·梅纽因和鲁杰罗·里奇的老师，享有非凡的声誉。为了给米里亚姆找到赞助人，旧金山的菲利普·布什在家中安排了一场私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吸引了许多旧金山音乐界的举足轻重的赞助人，并成功达到了目的。1933年9月，米里亚姆、她的母亲和她的小妹妹动身前往纽约，在那里她开始跟随路易斯·佩辛格学习，直到1937年。1934年8月，她短暂返回加州，与奥西普·加布里洛维奇指挥的洛杉矶爱乐乐团一起在好莱坞露天剧场举办的夏季音乐会上亮相，数千名听众前来聆听她演奏令人陶醉的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自此，她已跻身“神童摇篮”旧金山奇迹般的成员之列，享有极高的声誉。

在纽约胜利亮相后，米里亚姆家的旧金山熟人筹集了1万美元，送她出国留学。她前往欧洲，在比利时与卡尔·弗莱什学习。在与弗莱什学习一年之后，她前往荷兰进行巡回演出，于1938年11月21日在海牙首演。不久之后，她于12月15日在伦敦首演，在威格莫尔音乐厅吸引了满座观众。在这次演出中所引发的热情，促成了从1939年1月到3月在英国的22场演出安排。《伦敦时报》1938年12月17日的一篇评论报道：“无论是在杰拉德·摩尔的出色伴奏的勃拉姆斯d小调奏鸣曲，还是无伴奏的巴赫恰空舞曲，都没有展现出完全觉醒的风格意识，甚至对于诠释的细节缺乏生动的表达，但在两场演出中，都表现出了气质的天赋和不同寻常的技术功底。事实上，格拉祖诺夫的a小调协奏曲最能展示出令人钦佩的音色和远高同侪的技巧和生动表现力。”在伦敦举办音乐会的许多年轻艺术家中，只有少数人获得了《时报》的评论荣誉。上述评论的谨慎、有条件的赞扬真诚地代表了强烈的认可。

她继续与弗莱什学习，直到1939年11月，因战争原因，她返回美国。1939年12月28日，索洛维耶夫在纽约他们时髦的河滨大道公寓中躲过了两颗子弹，幸免于难，当时她的父亲开枪打伤了母亲伊丽莎白（38岁）和妹妹薇薇安（12岁），然后自杀身亡。她的父亲（41岁）与妻子分居5年，在枪击事件发生几分钟后去世。她的母亲腹部受伤，生存希望渺茫，她的妹妹被子弹击中脖子，有一半的存活几率。她的母亲和妹妹因伤过重于次日死亡。薇薇安在4岁时就已经被称赞为一个天资过人的钢琴家。作为家庭中唯一幸存的成员，米里亚姆的一生被这场悲剧永远地标记了下来，继续她的职业生涯无疑是徒劳的。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她的国际事业被中断。她不得不在美国军队服役，在那里她遇到了当时的步兵中尉威廉·鲁宾，并嫁给了他，与他一起参加过沙漠演习。他驻扎在田纳西州，只要演出日程允许，她就会去探望丈夫。1945年8月，索洛维耶夫参加了美军在欧洲的首次跨种族USO巡演。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在法国、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三十二场演出中，她的演出给士兵们注入了生机勃勃的精神。在随后在布痕瓦尔德和达豪的演出中，演出被叫停，宣布要求大厅后面的德国战俘离开，因为索洛维耶夫是犹太人，拒绝在他们面前演奏。

1946年3月，USIS赞助，由她担任独奏，年轻的美国人乔纳森·斯特恩伯格指挥的维也纳交响乐团在维也纳举办了一场非常成功的音乐会。在1947年一场演出后的采访中，她说她的名字在从俄语翻译成英语时意味着“夜莺”，并且她试图让小提琴在演奏时像夜莺一样歌唱。她还给年轻人留了一句话：“今天我所知的每一个童年学习音乐后来又放弃的人，无不感到后悔。我建议每个有机会学习音乐的孩子都坚持下去，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个领域出名，但当他们到了二十多岁时，音乐是一个令人愉快和安慰的源泉！”

威廉·肯普夫1895年11月25日出生在尤特博格。他来自一个非常显赫的路德教音乐家族。他的父亲是皇家音乐总监，也是波茨坦的圣尼古拉教堂的管风琴师，他的祖父是经过认证的教堂音乐家“教堂领唱”，他的兄弟乔治是教堂的主管。在他的自传《在钹星下：一个音乐家的成长》中，肯普夫描述了他成长的环境充满了音乐和新教。在这个强大的家族传统中，他每天都听到巴赫的管风琴曲目，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关于巴赫的管风琴赞美诗和路德教的对话。他的家庭背景与肯普夫的音乐生活紧密相连。此外，19世纪初普鲁士州发生的教育改革也对肯普夫的家庭产生了影响。作为新教育制度的一部分，音乐被强调为为神圣服务做准备的核心和必修科目。在这个教育改革体系下，教堂音乐和公立学校教育紧密相连。

他的第一个老师是他的父亲，也叫威廉·肯普夫。在与伊达尔·施密特-施莱西克的后续课程后，他9岁时进入柏林音乐学院。1906年，坎普夫开始跟随罗伯特·卡恩学习作曲，1909年他开始跟随当时普鲁士的首席钢琴和风琴教育家海因里希·巴特学习钢琴。肯普夫曾为布索尼的演奏，听过古斯塔夫·达尔贝特，后者是李斯特最伟大的学生之一。至于他的老师海因里希·巴特，曾是李斯特的女婿汉斯·冯·表洛的得意门生。肯普夫在自传中详细描述了对达尔贝特和布索尼的看法。这两位伟大的钢琴家都为独奏钢琴改编了巴赫的风琴赞美诗前奏曲，对肯普夫都有重要的音乐影响。尤金·达尔贝尔特是坎普夫在自传中第一个提到的钢琴家。

肯普夫参加了柏林爱乐乐团的一场音乐会，达尔贝特在其中演奏了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和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肯普夫在自传中写道，他听达尔贝特演奏的那个晚上：“这不仅仅是钢琴演奏，而是一个创造者似乎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由音符构建的世界。”音乐会结束后，肯普夫与达尔贝特进行了私人交谈，谈到了钢琴技巧。达尔贝特告诉坎普夫，钢琴技巧必须“与灵魂结合，融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在自传中，肯普夫认为第二个对他有重要影响的音乐人是费鲁奇奥·布索尼。肯普夫写道，布索尼之所以是巴赫作品伟大的改编者，是因为他卓越的精神力量。在肯普夫与布索尼的私人课程中，布索尼讨论了演奏巴赫管风琴作品钢琴改编的许多方面，例如管风琴赞美诗的声部编配和处理指法的各种方式。肯普夫写道：“布索尼说：‘我们的管风琴（钢琴）只有一个键盘，但它可以听起来像有很多键盘一样！我甚至是这样一个异端，我相信大多数巴赫的赞美诗前奏曲在我们当代的钢琴上听起来比在管风琴上更好’…他（布索尼）让赞美诗《现在，虔诚的基督徒们欢庆吧》活了起来。我（肯普夫）不说他‘演奏’，因为那远远不止如此。我听到了三个声部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当布索尼结束赞美诗时，这个男孩（肯普夫）静静地点了点头。他明白了…”

1924年，肯普夫29岁时，被任命为斯图加特的符腾堡音乐学院的院长。1924年到1929年间，他教授钢琴课程，并指挥自己的作品。此外，肯普夫还开设了一个新的教会音乐系。从一开始，肯普夫在符腾堡音乐学院的钢琴班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与学生之间的友好和轻松的关系为他以后在波茨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波西塔诺进行暑期课程的方式奠定了基础。斯图加特音乐学院的院长职务结束后，肯普夫开始在波茨坦教授钢琴，并指导暑期课程，包括德国外国音乐学院的暑期课程。暑期课程使他有机会教授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级学生。在暑期课程中，肯普夫与同事们一起工作，如埃德温·菲舍尔、尤金·达尔贝特、莱昂尼德·克鲁采和瓦尔特·吉塞金以及其他音乐家。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肯普夫进行了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南美和日本的演出巡回。1934年，他乘坐格拉夫·齐柏林飞艇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巡回演出。这次飞艇的到来受到了广泛的新闻报道，并受到了估计达数百万的人群的欢迎。1935年6月17日，肯普夫在在伦敦埃奥利安音乐厅举行了英国首演，与小提琴家塞西莉亚·汉森搭档。二战期间，他主要在德国和德军占领的国家演出。他于1948年11月22日重返巴黎音乐会舞台，并于1951年10月27日在威格莫音乐厅重返伦敦。他在美国的首演发生在他生命的后期，1964年10月15日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独奏音乐会。他的美国演出褒贬不一。“肯普夫先生的演奏总是权威的，但有时让人感到有些困惑，” 哈罗德·C·勋恩伯格在卡内基音乐厅首演在《纽约时报》写道：“他的丰富经验是显而易见的，他对音乐的态度是镇定自若的，他有很多独特的想法，并且像一个已经演奏过数百次的人一样演奏。但对于一个声誉卓著的钢琴家来说，他的一些手指技巧却出奇地不均匀。所有迹象表明，肯普夫先生并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技术大师。”

评论家劳伦斯·吉尔曼深受感动，回忆起约瑟夫·霍夫曼半个世纪前的初次亮相。关于卡彻吉尔曼写道：“他的手指敏捷，他的构想清晰而聪明，他对乐句的轮廓、流动和节奏有着音乐上的感觉，这是演奏莫扎特风格所需的感觉。”《纽约时报》评论家霍华德·陶布曼报道说：“他穿着传统的神童服装，一件低领白衬衫，及膝裤子和黑色鞋袜。当他等待提示时，他在膝盖上摩擦着双手，似乎渴望开始他的工作。他的手指敏捷、自信而准确。对于一个11岁的男孩来说，人们几乎不能再要求更多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年轻的卡钦定期与美国主要交响乐团一起举办音乐会，包括费城管弦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底特律交响乐团和纽约爱乐乐团。然后在14岁时，他离开了音乐会舞台，完成了高中和大学学业，并遵循父母的建议去修读一般课程。因此，他进入哈弗福德学院主修哲学和英国文学。他从长枝高中毕业，1945年从哈弗福德学院毕业，主修哲学和文学，并在大三时被选为菲·贝塔·卡帕成员。他后续的音乐学习是在家中跟随曾在莫斯科和华沙音乐学院任教的外祖母，直到15岁。

卡钦认为在欧洲有更好的音乐会日程和音乐发展机会，于是选择在欧洲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Decca唱片公司与他签订了独家合约，他开始录制一系列清新活泼的曲目，其中勃拉姆斯的作品始终占据核心地位。他在纽约、伦敦、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和柏林演奏了布拉姆斯的全部独奏钢琴作品，并与主要管弦乐团合作演奏了两部钢琴协奏曲。他是LP录音领域的先驱：他为伦敦唱片公司录制的布拉姆斯f小调奏鸣曲是首张钢琴LP唱片，他也是首张钢琴协奏曲LP唱片的艺术家，演奏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他还首演了许多当代美国作品。他在欧洲首演了格什温的前奏曲和巴托克的《微宇宙》。在离开10年后，1962-63演出季回到美国时，他已经是一位享誉国际的音乐家。他与纽约爱乐乐团在卡尔·伯姆指挥下合作，恰好是他11岁时与该乐团首演25周年之际。在那个演出季，他还出现在蒙茅斯艺术基金会在卡尔顿剧院举办的系列音乐会中。“能回来真是太快乐了 — 我离开了这么久，”卡钦在一次《每日登记》的采访中说道。1962年，他因取消了在东柏林和东德的12场音乐会巡演登上新闻头条，作为报复，苏联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图良取消了与他在维也纳的录音日程。卡钦曾在一年前与哈恰图良在东柏林举行音乐会，他声称当得知音乐会将被用于宣传目的时，取消了巡演，因为演出“意味着我认可东德的GCZY政权”。

卡钦专攻勃拉姆斯的音乐。在1966年冬季，他在纽约的市政厅举办了一系列四场钢琴独奏音乐会，包括了勃拉姆斯的全部独奏钢琴作品。他还在伦敦、柏林和阿姆斯特丹演奏了勃拉姆斯的系列作品。他录制了勃拉姆斯的所有钢琴作品，纽约时报的霍华德·克莱因报道说：“卡钦具备成为出色的勃拉姆斯演奏家的所有条件，丰满而不刺耳的音色，强大的技术，对宏伟和细腻音响的耳朵，以及对节奏的塑造感，让音乐得以呼吸……他是一位卓越的全面演奏家。”除了独奏表演外，卡钦经常参加室内乐演出，再次集中在勃拉姆斯身上，但绝对没有忽视个人广泛的曲目的其他方面。纳德·罗里姆和本杰明·布里顿是受益于卡钦的推广的两位当代作曲家。

保罗·马卡诺维茨基1920年6月20日出生在斯德哥尔摩，父母是俄罗斯人。1924年，他们搬到了巴黎，四岁的保罗开始在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师从出生于伊朗的亚美尼亚音乐教育家伊万·加拉米安。加拉米安在巴黎向吕西安·卡佩特学习小提琴，但他发现自己更适合做老师而非表演奏家。1924年到1937年间，他在俄罗斯音乐学院教授小提琴课程。后来，他把马卡诺维茨基带到了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担任助教。他们一起培养了一代最杰出的小提琴家，包括伊扎克·帕尔曼、平查斯·祖克曼、米里亚姆·弗里德、郑京和和迈克尔·拉宾。但那是后来的事了。现在是1929年，马卡诺维茨基准备在巴黎登台演出。

这位九岁的神童在加沃音乐厅举办了他的首场独奏音乐会。评论家和观众自然期待着一个经过精心排练的木偶。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发现了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他被誉为神童中的神童。随之而来的是在整个欧洲的演出。在评论家们的赞美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复出现的与儿童演奏者鲜有关联的评语：惊人的权威-非凡的优雅-敏感性-音乐性-强烈的权威-风格的纯粹。一位评论家写道：“你看到的是一个孩子，听到的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欧洲独奏之后，马卡诺维茨基于1937年在纽约举办了他的首演。

高风险的运弓：马卡诺维茨基的独特音色有很多来源，其中当然包括他自己天生的音乐智慧。但我认为，与任何其他技术因素相比，最重要的是他的弓臂产生了他独特的音色。事实上，他拒绝了所有妥协，不愿牺牲法国大师雅克·蒂博的快拉弓和长运弓，即便是按照加拉米安要求对弓弦触点保持高度注意力以更长、更有力的运弓。通过拒绝牺牲速度或力量，从而在每个音符中推动控制的极限，他的运弓技术是毫不妥协的高风险，产生了一种聚焦、张力和共鸣，在我听来他似乎将音符拉向了太空。

马卡诺维茨基在密歇根州的一堂课上向学生们讲述了一个加拉米安的轶事：一场音乐会结束后，加拉米安先生来到后台分享他的反馈。在礼节性的赞美之后，年轻的演奏家满怀喜悦地准备离开，这时加拉米安先生仿佛是事后想起似的，对马卡诺维茨基说：“不过有点单薄。”他脸红了，接下来的五年里，他一直在努力增强自己的音色。他的一位学生曾告诉我，他那本顿特练习曲上有很弹孔。这种拉弓技术就是他所教授的。一些学生觉得它很吸引人，并努力掌握它；而一些则不以为然。

音乐修养 - 与技术要点同样重要的是纳迪亚·布朗热的影响。这位伟大的钢琴教师和音乐天才教会了他尊重音乐胜过追求名声。事实上，她只尊重音乐。任何事物是否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对她来说都毫无兴趣。马卡诺维茨基曾说过：“我可以骄傲而不虚荣地说，12岁时我是纳迪亚·布朗热最喜欢的学生。我要感谢她的诚实、严谨和坦率。从我们频繁、紧张的合作开始，我就不再是孤独而备受瞩目的孩子：被培训成舞台上的演员，被推上超出我的能力范围高空绳索，没有人音乐良知。”这种毫不妥协的音乐态度既是马卡诺维茨基的天赋，也是他的宿命。他始终将作曲家的意图置于自己的方便或主观之前。这是一种狂热，但并非以自我为中心。相反，他完全是乐谱的奴隶。他曾在密歇根州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告诉他的学生，他不会在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最后几个音符放慢速度，因为勃拉姆斯并没有写减速标记：但后来他补充道，也许出于成熟的考虑，他应该这样做。在一次纽约市政厅的音乐会后，一对夫妇去后台感谢这位年轻的艺术家。他们问及他的小提琴。他脸红了，因为这把斯特拉迪瓦里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借来的。于是他们为他买下了这把小提琴。

战时爱国主义 - 1942年，尽管仍然是中立国瑞典公民，但令他的经纪人和加拉米安感到震惊的是，马卡诺维茨基自愿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军队。1944年，他是B-24轰炸机的炮手，从意大利基地对东欧进行轰炸。那时，大多数飞机都没有返回。有一天，他也没有返回，但他幸运地跳伞脱离了燃烧的飞机，降落在罗马尼亚，他在那里成为战俘被关押了六个月。集中营的幸存者在被戏剧性地营救出来后，在美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但马卡诺维茨基很快又回到欧洲，进入苏联占领东德为战略情报局（OSS）工作，在那里他在德国遇到了妻子芭芭拉。战争结束后，马卡诺维茨基回到纽约，发现自己手头只有三百美元军饷，而且前途未卜。他在其他领域并无一技之长，只得回到小提琴，重新开始独奏家的生涯。他与皮埃尔·蒙都、保罗·帕雷、弗拉基米尔·戈尔什曼和谢尔盖·库塞维茨基等人一起举办音乐会。他备受赞誉…但他不快乐。他与诺埃尔·李一起演奏二重奏，正如评论家埃拉·麦克林在多年后所说的那样，“马卡诺维茨基本可以有辉煌的独奏生涯，但他太关注音乐本身，所以没有这么做。”1967年以后，他停止了在公共场合演出，并将时间专注于教学。

擅长激励但要求严格的老师 - 1966年，马卡诺维茨基接受了加拉米安在茱莉亚和梅多芒特的第一助理的邀请，梅多芒特是加拉米安在阿迪朗达克山区的夏季小提琴学校。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提琴学习者来跟随加拉米安和玛卡诺维茨基学习，他们来到茱莉亚和米多芒特音乐学校，这是加拉米安的夏季音乐营，亲切地被学生称为"阿迪朗达克的奥斯维辛"。1970年，马卡诺维茨基（学生们通常称他为“马克”，但不会当面这样叫他）离开了朱利亚德，转向安娜堡，当时密歇根大学向他提供了职位。在他在那里任职的13年期间，他还指挥了大学室内乐团和大学爱乐乐团。

1983年，马卡诺维茨基退休了，卖掉了他的斯特拉底（小提琴），搬到了法国索恩-卢瓦尔省的一个美丽的小村庄，圣朱利安德西夫里（St. Julien de Civry），靠近勃艮第地区美丽的小镇夏洛勒（Charolles）。他把自己的琴弓交给了著名的小提琴经销商雅克·弗朗西斯（Jacques Français）代售。当时我的妻子是马卡诺维茨基的学生，弗朗西斯欣赏她的演奏（我也是）。他友好地按照马卡诺维茨基的价格卖给了我们这支琴弓，并没有从中抽取佣金。这支琴弓，马克曾经给它起过“大贝尔塔”的绰号，实际上是一支中提琴弓。弗朗西斯告诉我，他从未能确定它的制作者是谁，但他确实拆散了一组三支琴弓，把它给了马卡诺维茨基。

他从不以示范教学，而总是把技术与音乐效果联系在一起。他从不使用“像这样演奏”这种方法。他退休后搬到法国后，我有幸目睹了几次他的教学（虽然我从未被邀请参加他的工作室课，但我会试图坐在门外听）。有次我妻子在为他演奏了巴赫的恰空后，他说：“那么，这位女士，我假设你并不是来让我讨论所有那些演奏顺利的地方……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地方。”这就是所有的赞扬；但这已经足够了。马卡诺维茨基已经以非凡的程度分析了技术与其音乐结果之间的关系。当恰空》一个段落再次出现时，他问她是否打算在某个向上拉弓的音符上强调一下。她回答说她是这样打算的。他让她再试一次，“这次试着保持你的小指在琴弓上。”她这么做了，即便我并非音乐家，也听到了惊人的改善。马卡诺维茨基并不教授演绎，他教授的是有意识的小提琴演奏，这也是他自己的演奏方式。

室内乐 - 1954年，马卡诺维茨基在巴黎参加布朗热的另一位学生、男中音多达·康拉德的音乐会时，发现了钢琴家兼作曲家诺埃尔·李（Noël Lee）。诺埃尔·李成为他的二重奏搭档，两人在1954年至1964年间作为音乐会固定搭档表演了十年。他们不常在一起参加社交，诺埃尔·李是同性恋，马卡诺维茨基是个直男。但他们在音乐上达到了完全的尊重和理解，马克能够充分准备和展示他对音乐的观点。娜迪娅·布朗热在马卡诺维茨基/李的唱片封套上写下了以下评论：“这些艺术家拒绝了任何形式的诱惑 - 寻求效果、轻易的情感和自我。他们尝试了光与影的分配，而不减弱音符、休止符、节奏或线条的重要性。他们实现目标的方式让人联想起鲁尔·普尼奥和尤金·伊萨伊。工作进行得越好，我们越可能忽略潜在的困难，需要考虑的紧急情况，以及帮助呈现音乐全貌的耳朵。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些事情上接近完美就是否定自我。”

在我看来，这位伟大的法国天才在最后一句中定义了马卡诺维茨基和李的成就。他们成功地否定了自我，让贝多芬和巴赫（以及马卡诺维茨基与管弦乐队合作的莫扎特和勃拉姆斯的录音）直接与我对话，而不经表演者自我的过滤。禅意存在于在音乐创作中。布朗热再次说道：“通过直觉和逻辑的结合，马卡诺维茨基实现了这种均衡，没有这种均衡，伟大的成就是无法构筑的。他拥有一切：音色、运弓、分句、节奏律动动、高贵的构思、专注的思想、尊严和热情。” 布朗热接着说，马卡诺维茨基和李让人们欲罢不能，一遍又一遍地听他们的演奏，这可是凤毛麟角。

意大利小提琴家朱塞皮娜·“皮娜”·卡米雷莉1914年1月23日出生在瓦尔齐。她的祖父，作曲家和指挥家卡洛·波德斯塔（Carlo Podesta）首先注意到到皮娜的音乐才华，在她四岁时开始带她学习小提琴。她主要在米兰音乐学院接受音乐教育。在那里，她师从阿里戈·塞拉托（Arigo Serato，1877-1948）和米开朗基罗·阿巴多（Michelangelo Abbado，1900-1980）（译注：指挥家阿巴多的父亲）学习小提琴。她对塞拉托非常敬重：“我非常幸运能有这样一位老师为我奠定技术和音乐基础。他的教学扎实而全面，一生受益。我练了很多音阶，全部都是谢夫契克的习作和克鲁采的练习曲，另外还有罗德（Rode）和费奥里洛（Fiorillo）。”

她毕业于米兰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1930年）和作曲专业（1935年）。她年轻时参加了许多学校和慈善音乐会演出的，但她的第一场专业音乐会是1937年在罗马与钢琴家莉莉安娜·瓦拉扎（Liliana Vallazza）合作，并获得了报酬。1937年，卡米雷莉在纪念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逝世200周年的克雷蒙纳国际比赛中获得斯特拉迪瓦里奖第一名，从此开始，她非凡的才华就预示着一个辉煌的全球音乐生涯。她还于1940年获得了帕格尼尼奖。

早在1942年，她就开始在罗马的圣塞西利亚学院教书。1937年至1944年间，她经常出现在纳粹德国的德意志-意大利“文化轴心”交流项目中。这个项目的核心是试图将罗马和柏林作为欧洲文化交流的中心，并努力将其呈现为欧洲文化模版，以此来合法化德国-意大利领导和纳粹-法西斯统治。她是1945年1月25日维也纳的最后一场演出者之一，与钢琴家弗里茨·埃格（Fritz Egger）一起演奏，此后维也纳在1945年4月被苏联红军占领。

1949年，她成立了博凯里尼五重奏乐团，以表达她在巴黎发现的全套博凯里尼五重奏收藏的认可。1949年春季，罗斯柴尔德夫人联系了卡米雷莉（后来邀请她和卡米雷莉的四重奏团一起住），以开始她对博凯里尼的研究。卡米雷莉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博凯里尼室内乐兴趣的复苏。她还对这位作曲家进行了详细研究，并编辑了他的器乐室内乐作品。她为作曲家的许多作品接开了神秘的面纱，并在1970年至1985年间领导了一个与意大利音乐史研究所合作的博凯里尼“完整作品”出版项目。遗憾的是，该项目从未完成，但无疑是推动博凯里尼作品的普及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他的五重奏。

博凯里尼五重奏由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两把大提琴组成，其中卡米雷莉和阿里戈·佩利奇亚轮流担任第一和第二小提琴手，路易吉·萨格拉蒂担任中提琴手，阿图罗·博努奇和内里奥·布鲁内利轮流担任第一和第二大提琴手。佩利奇亚出生于维亚雷焦。他在博洛尼亚的音乐学院学习，之后在罗马跟随阿里戈·塞拉托学习，然后在德国跟随卡尔·弗莱什学习。萨格拉蒂和博努奇都出生于罗马。前者在圣塞西利亚音乐学院学习，他专攻室内乐，并曾是许多重要音乐组织的成员，如罗马爱乐四重奏、国际当代音乐协会四重奏等。布鲁内利出生于卡萨莱的圣彼得，师从弗朗切斯科·塞拉托和博努奇，在博洛尼亚的音乐学院以“优等”获得了文凭。卡米雷莉经常与布鲁内利一起作为客座演奏家，在欧洲各地的交响乐团演奏勃拉姆斯的双重协奏曲。该团的曲目不仅包括博凯里尼的五重奏，还包括巴赫、舒伯特、欣德米特等作曲家的音乐。他们在意大利和欧洲各地以及世界许多地方巡回演出，包括多次北美之行。

1966年，卡米雷莉于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首演，鲁道夫·塞尔金伴奏，共演了三场贝多芬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1963年开始来，她每年都参加佛蒙特州万宝路音乐节的室内乐演出，并在音乐节任教超过10年。万宝路音乐节自1951年成立以来一直是20世纪后半叶许多著名艺术家的重要聚集地和音乐绿洲，包括大提琴家和指挥家帕勃罗·卡萨尔斯、钢琴家米切斯瓦夫·霍尔佐夫斯基和尤金·伊斯特明、小提琴家皮娜·卡米雷莉、伊西多尔·科恩、费利克斯·加利米尔和桑多尔·维格。

阿道夫·布什去世后，塞尔金仅将他的室内乐表演局限在万宝路音乐节上。塞尔金很少与其他小提琴家合作，主要的例外是卡米雷莉，彼得·塞尔金（译注：鲁道夫·塞尔金之子）认为她的演奏在某些方面让伊琳·塞尔金（译注：鲁道夫·塞尔金之妻，布什之女）想起了阿道夫·布什。彼得记得在圣诞节与父亲一起弹奏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而卡米雷莉一边翻阅乐谱，一边跟着唱，并敦促彼得放慢速度。

1953年，意大利政府收购了1690年的“托斯卡纳”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由乔康达·德维托（1907-1994年）演奏，直至她在1962年结束职业生涯，随后这把小提琴被借给卡米雷莉，她一直使用到1977年。她还偶尔演奏1732年的“维也纳-布什”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以及马里诺·卡皮基奥尼制作的小提琴。她将时间分配在罗马的圣塞西利亚国立音乐学院的教学和国际演出之间。她曾是多个知名管弦乐团的独奏家，其中包括：BBC交响乐团（埃里希·施密德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亚沙·霍伦斯坦、尤金·约胡姆、约翰·巴比罗利、洛夫罗·冯·马塔契奇、格德·阿尔布雷希特）、维也纳交响乐团（塞尔吉乌·切利比达克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卡洛·玛利亚·朱利尼指挥）、纽约爱乐乐团（威廉·斯坦伯格指挥），以及在彼埃尔·蒙都、沃尔夫冈·萨瓦利什、保罗·欣德米特、西克斯坦·埃尔林，卡洛·泽基，克劳迪奥·阿巴多，彼得罗·阿基托，费尔南多·普雷维塔利，马西莫·普拉德拉，维托里奥·古伊，费卢奇奥·斯卡格利亚等指挥的意大利管弦乐团中演出。她还在苏联巡回演出，并在布加勒斯特、索菲亚、布拉格和华沙等地与管弦乐团合作演出。卡米雷利于1993年2月26日因长期患病在意大利卡佩纳的家中去世，享年79岁。

萝拉·博贝斯库1921年8月9日出生在罗马尼亚克拉约瓦一个音乐世家。她的祖父是一位歌手，父亲奥雷尔·博贝斯库对她的音乐教育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一位指挥家和作曲家，他能够亲自演奏所有弦乐器和钢琴。她三岁时开始学习小提琴，缘起于1924年圣诞节时她从父亲的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了一把1/4大小的小提琴作为礼物。六岁时她进行了首次公开演出，演奏了莫扎特/克莱斯勒的回旋曲、舒曼的《梦幻曲》以及勃拉姆斯《F.A.E.奏鸣曲》中C小调的舞曲，由父亲在钢琴上伴奏。随后，博贝斯库受到罗马尼亚玛丽皇后的邀请，她帮助安排了一次在欧洲主要首都的巡回演奏会。1928年，她前往巴黎向同胞乔治·埃乃斯库寻求进一步的音乐发展建议。

1933年，她在巴黎进行了独奏首演，与钢琴家塞里尼·夏耶-里谢一起演奏了弗兰克的小提琴奏鸣曲和福莱的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博贝斯库一开始打算参加1935年在华沙举办的第一届国际亨利克·维尼亚夫斯基小提琴比赛，当她发现她的同学吉奈特·内弗已经报名参赛，于是决定不去参赛。博贝斯库在1936年以独奏家身份登台，与保罗·帕雷指挥的科隆乐团在巴黎演奏了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

博贝斯库获得第七名。约瑟夫·西盖蒂在他的《回忆与反思》中写道：“一项关于1937年布鲁塞尔尤金·伊萨伊国际比赛的报告中，卡尔·弗莱什（与蒂博和我自己一起担任评委）指出，技术已经取代了灵性。尽管这种物质上的、机械性的工作是无与伦比的，他指出，音乐的温暖和神秘感已经消失了。他谈到了令人昏昏欲睡的、没有欢乐、技术上完美无缺的演奏，使一个莫扎特的协奏曲听起来像是克鲁采的练习曲。”比赛的结果被认为令人震惊。苏联选手完全盖过了那些更老、更有名的学派。排名如下：1. 大卫·奥斯特拉赫（苏联） | 2. 里卡多·奥多诺波索夫（奥地利） | 3. 伊丽莎白·吉列尔斯（苏联） | 4. 鲍里斯·戈尔德斯坦（苏联）5. 玛丽娜·科佐鲁波娃（苏联） | 6. 米哈伊尔·菲钦戈尔茨（苏联） | 7. 洛拉·博贝斯库（罗马尼亚） | 8. 保罗·马卡诺维茨基（瑞典）9. 罗伯特·维罗瓦伊（匈牙利） | 10. 安格尔·雷耶斯（古巴） | 11. 里卡多·布伦戈拉（意大利） | 12. 让·尚佩伊（法国）

弗莱什认为，苏联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其他国家政府只是给予他们的候选人良好的祝愿，而俄国人团队则得到了慷慨的支持，就像奥运会要开始一样。莫斯科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了优质的乐器，他们在比赛开幕之前就和教练和伴奏者一起前往布鲁塞尔，这样他们就能适应氛围，以全新的状态应对比赛。获得第二名的选手虽然是俄国人，但并不属于苏联团队，在离开维也纳前一晚还在维也纳歌剧院领导乐队。弗莱什承认俄罗斯队具有很高的技术能力，但他说，他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过于集中于音乐的物质方面。

博贝斯库却意外受益，因为俄国参赛选手在伊萨伊比赛结束后必须立即返回苏联，这使得她与威廉·门格尔贝格、威廉·范·奥特洛和欧内斯特·安塞美进行了重要演出。1938年，她与雅克·吉斯比恩（Jacques Gisbien）签约，后者将她介绍给了随拉扎尔·列维（Lazare Lévy）学习过的法国钢琴家雅克·让提（Jacques Genty）。他们立即意识到彼此的音乐共鸣，这段富有青春活力的友谊立即展开，他们一起在法国主要城市演奏莫扎特、勃拉姆斯和舒伯特小提琴奏鸣曲全集。

博贝斯库还与大提琴家安东尼奥·雅尼格罗（Antonio Janigro）和钢琴家迪努·里帕蒂（Dinu Lipatti）组成了一个三重奏。三人在上世纪30年代末进行了多次演出，曲目中囊括贝多芬、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的作品。她的国际演艺生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但博贝斯库最终能够在法国和比利时演出。1936年，法国制琴师查尔斯·埃内尔（Charles Enel）注意到她那把劣质小提琴后，把1735年瓜达尼尼小提琴时借给了她。他从未要求归还小提琴。战争期间，博贝斯库往返于巴黎和布鲁塞尔。德国人常常从破旧的小提琴盒中取出这把瓜达尼尼小提琴，欣赏一番后又还给她，然后把博贝斯库放行。他们没有搜查破旧的小提琴盒，否则就会发现里面夹藏着的消息，这些消息是博贝斯库为比利时地下组织和法国游击队之间传递的。在二战时法国被占领期间，由法国抵抗运动战士组成的乡村游击队，被称为马基团。让提是法国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在1944年巴黎解放后，他们结了婚。十二年后，他们离婚了，但他们继续一起演奏，并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她承认，她在柏林的第一次亮相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怯场折磨。这发生在1960年1月17日，她在汉斯·施密特-伊瑟斯特（Hans Schmidt-Isserstedt）指挥下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演奏勃拉姆斯协奏曲。1980年，东京的音乐爱好者重新发现了她，之后她在日本度过了充实的晚年生活。博贝斯库还担任过布鲁塞尔法语皇家音乐学院的教授，并担任列日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1962-1974）。她在比利时创办了两个音乐团体：1958年在列日成立的华隆皇家室内乐团；以及1991年在布鲁塞尔成立的L’Arte del Suono弦乐四重奏。

奥斯卡·赖斯（Oskar Reiss）出生于1920年4月26日，他的父亲阿道夫·赖斯（Adolf Reiss）是一家著名维也纳餐厅的侍者，母亲罗莎（Rosa）经营一家洗衣店。阿道夫是匈牙利人，罗莎是波西米亚本地人，两人都居住在维也纳，他们的独子奥斯卡就在那里出生。小提琴教师泰奥多尔·帕什库斯（Theodor Paschkusz，1905-1970年）在奥地利音乐国立学院师从弗朗茨·迈雷克（Franz Mairecker，1879-1950年）。他在维也纳拥有一个小提琴工作室，挨着奥斯卡住的维尔恩斯加斯18号。有一天教书时，帕什库斯注意到一个五岁小男孩站在工作室窗下的街道上。接下来的几次课程中，帕什库斯总是向外张望，看到那个男孩一直站在那里听。有一天，对这个男孩感到好奇的帕什库斯走出去和他交谈，发现这个小家伙非常想学习小提琴。帕什库斯凭着异乎寻常的直觉，邀请这个小男孩进屋，并将一把小提琴放在他手里。帕什库斯宽容地给了孩子他的第一堂音乐课，甚至在那第一堂课上，他就对这个年轻人出色的领悟力和智慧印象深刻，决定拿他做个实验。几周后，帕什库斯意识到，他随意开始的这些非正式的免费小提琴课，找到了每个老师都梦寐以求的学生。年轻的奥斯卡会坐上几个小时听帕什库斯教学，听他的学生演奏和练习。帕什库斯说服了奥斯卡父母给孩子买了一把尺寸适合的小提琴。此后，奥斯卡来得就不那么频繁了。但每次来时，帕什库斯都会询问他的音乐进步，并花一些时间给他提建议。他所听到的让他相信，这个孩子拥有极大的天赋，并决定给他定期的小提琴课。在这样过了五年，帕什库斯不仅成为奥斯卡的音乐老师，而且在练琴占据了大部分时间时，他还安排与学校机构合作，担任奥斯卡的学科辅导老师。作为全面导师，帕什库斯认为在奥斯卡十岁之前他带出去是不明智地。他在公众面前的首次亮相是在1930年2月22日，与钢琴家朱利叶斯·萨辛格（Julius Saxinger）在维也纳大音乐厅（Großer Musikvereinssaal）上演。他在国外的首次公开亮相直接导致了奥斯卡·赖斯变身为奥西·雷纳迪（Ossy Renardy）。

维也纳的经理们对一个无名之辈持谨慎态度，因此导师为这位小提琴家安排了在意大利梅拉诺的综艺节目中的演出机会。当地经理建议意大利观众可能更喜欢一个意大利名字，这个男孩以实验的精神接受了这件事，仅保留了他的首字母，选择了奥西·雷纳迪（Ossy Renardy）这个名字。奥西是一个昵称，而雷纳迪则是从电话簿随意选择的，然后他就被宣传为奥西·雷纳迪。意大利的评论家对奥西的首场演出给予了热烈的赞扬，毫无疑问，这个名字就流传了下来。那是在1933年10月27日。参加了十次综艺节目之后，奥西在同一座城市的赌场音乐会举行了一场演出，他在那里演奏了帕格尼尼的第一协奏曲和一首舒伯特奏鸣曲。接着在博尔扎诺进行了一次电台独奏会。意大利的音乐经理们纷纷争相邀请他，于是安排了里雅斯特、威尼斯、特伦托和其他几个城市的短期巡演。

1933年11月，维也纳的经理们对这位男孩的音乐才华表示敬佩，奥西在他的家乡城市的音乐厅举办了一场独奏音乐会。从那年11月开始的五个月里，他在波罗的海国家进行了巡回演出，钢琴伴奏是萨尔茨堡歌剧协会的助理音乐总监沃尔特·陶西格（Walter Taussig）。1935年1月13日，雷纳迪与欧洲大陆广播和电影的明星男高音约瑟夫·施密特（Joseph Schmidt）合作，在华沙爱乐厅举办了一场联合独奏音乐会。然后，他又回到了维也纳。欧洲逐渐开始认识到雷纳迪的艺术才华。接下来是北欧、西班牙、瑞士、荷兰、德国（由犹太文化联盟组织）以及对意大利的另一次巡演。这次他进入意大利的情况比上次更为有利。1936年1月，雷纳迪在米兰出演，由维克托·萨巴塔（Victor Sabata）赞助，萨巴塔在1930年接替托斯卡尼尼成为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在意大利期间，传奇经理人索尔·胡罗克（Sol Hurok）的妻子通过意大利RAI电台听到他的演奏，并建议她的丈夫与雷纳迪联系。这促成了雷纳迪1938年美国的中西部进行巡回演出。

在里加、赫尔辛基、阿姆斯特丹和海牙，他被邀请进行单场演出，但公众的需求使这位年轻的艺术大师在每个城市演出三场。同年八月，他在比利时巡回演出期间，在奥斯坦德携手指挥阿尔伯特·沃尔夫演奏了帕格尼尼/威尔海姆协奏曲。同月，他在荷兰首次亮相，8月10日在斯海弗宁恩的库尔豪斯（Kurhaus）演出，随后于9月13日与伊格纳兹·诺伊马克（Ignaz Neumark）指挥的海牙居民乐团（Residentie Orkest）在斯海弗宁恩的库尔豪斯演出拉罗的《西班牙交响曲》。

1936年8月至10月期间，他与荷兰钢琴家西奥·范德帕斯（Theo van der Pas）在阿姆斯特丹、海牙和斯海芬根进行了十场独奏音乐会。1936年12月，他返回荷兰进行后续演出。一位评论家在《新日报》中写道：“我们再也不能对任何事情感到惊讶了。16岁的小提琴家奥西·雷纳迪刚刚在斯海芬宁根和阿姆斯特丹取得了巨大成功。几个月前，我们听他在小音乐厅演奏帕格尼尼协奏曲，现在他又在全世界的独奏家都畏惧的大音乐厅里为我们演奏了科雷利的La Folla和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这是以前很少听到的。从技术和音乐上来看，这是令我们惊叹不已的壮举。” 此外，同月早些时候，《鹿特丹日报》的一位评论家写道：“那些错过了鹿特丹近40年来在最杰出的小提琴天才之一的演出的人一定会后悔。这个叫雷纳迪的男孩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才。无法解释，只能惊叹。那些听到帕格尼尼演奏时感到颤栗的人，应该听听这位朴实无华的小艺术家。他在毫不费力的情况下以绝对简单的方式实现了其他演奏者在20年的严肃学习之后从未达到的成就。如此深厚的音乐感，如此温暖，如此诗意的表达。大家都来听听他吧。”

1937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为他的美国首演做严格的准备，每天练习6到8个小时。1937年10月7日，雷纳迪和老师帕什库兹乘坐一艘船从勒阿弗尔出发，驶向纽约，九天后抵达。1937年11月，他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美国和加拿大巡演，与钢琴家列奥·陶布曼（Leo Taubmann）合作。纽约市著名的小提琴经销商和修复师埃米尔·赫尔曼（Emil Herrmann）借给他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得到了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协会慷慨的支持。这把乐器在1938年春季被收回，取而代之的是一把1776年制造的瓜达尼尼小提琴。1938年1月7日，雷纳迪为他在纽约市政厅举行的首次独奏音乐会选择了一组费力的小提琴曲目。他演奏了科雷利（E小调）和舒伯特（D大调，作品127号）奏鸣曲，帕格尼尼的D大调协奏曲（威廉版），以及亨德尔、莫扎特、塔替尼和萨拉萨蒂的短小曲目。从他的观众的无条件拜服和纽约评论家的报道来看，他“席卷了市政厅”，这一年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两个月后，雷纳迪戴着面具和围巾，双目被蒙住，在曼哈顿的一场小提琴博览会上，他演奏了由塞缪尔·斯托切克（Samuel Stochek）制作的小提琴和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以证明斯托切克的作品听起来与这位大师琴匠的作品一样好。雷纳迪一定很高兴听到用他测试过的斯托切克小提琴为哥伦比亚唱片录制的帕格尼尼的第3和第4随想曲大受欢迎。随后，雷纳迪写了一封信给斯托切克，这封信被装裱起来，陈列在他位于48街的店铺里：“甚至连评论家也无法察觉到你的乐器在音质上与其余的哥伦比亚录音中使用的瓜内里和瓜达尼尼有任何区别。请接受我对你创造一把非常优秀小提琴的祝贺。”

1938年3月，他进入哥伦比亚录音室录制他的第一张唱片。他在美国的成功持续发酵。同月，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雷纳迪决定留在纽约，并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直到1942年才获得批准予。他试图让父母离开维也纳，但根据德国帝国逃税法，他们只被允许携带等值于4.50美元的帝国马克。外汇兑换的豁免限额为10帝国马克。银行存款和有价证券被转移到冻结账户，资金只能在支付高额罚款的情况下转移到国外。被没收的资金比例高达90%。雷纳迪很有信心给他们寄钱，想办法安排他们离开。直到战后，他才知道他的父母是维也纳犹太社区的成员，1942年被驱逐到特雷西恩斯塔特集中营，1943/44年被纳粹特种部队杀害。

1939年10月9日，在与钢琴家沃尔特·罗伯特的卡内基音乐厅独奏音乐会上，他以费迪南德·大卫（Ferdinand David）改编的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钢琴伴奏版的演奏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当他对帕格尼尼随想曲的成就传到胜利公司录音室时，雷纳迪被邀请去将他的表演用蜡筒唱片录制下来。他做到了，并且这是第一次完整的录音，由此产生的专辑随后成为胜利公司广大目录中的宝贵成果之一。1941年在卡内基音乐厅，他首演了约瑟夫·布拉特（Joseph Blatt）的《小提琴与十四种管乐器协奏曲》。1942年，雷纳迪与全国合作，努力激发人们对小提琴学习的兴趣，为四个比赛获胜者提供了全额奖学金。这四个奖学金包括了与他的老师帕什库兹（Paschkusz）全额学费的，为期40周的大奖奖学金，以及另外两个为期10周的奖学金。最后试听的评委包括：西蒙·巴雷尔（Simon Barere）、埃迪·布朗（Eddy Brown）、理查德·莫哈普特（Richard Mohaupt）、埃尔诺·拉佩（Ernö Rapée）和亚历山大·里希特（Alexander Richter）。

二战严重限制了雷纳迪的职业生涯。他的收入用于举办了75场在不同的美国军营里的U.S.O.演出。1942年10月9日，他加入了美国陆军，军事编号为32525004。入伍之前，他向纽约联邦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列出了5367美元的负债和零资产。他列出WGN音乐会1500美元，用于预付款、提供服务和支付费用。他先是在新泽西特伦顿的迪克斯堡驻扎十个月，在营地的乐队中演奏，随后几个月在纽约罗克兰县奥兰治镇的一个美国陆军基地山克斯营地服务。在那里，他被分配到特殊服务训练中心，精选出来为士兵提供文娱保障。他成为山克斯营地弦乐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手，与小兵尼古拉斯·哈尔萨尼（小提琴）、赫伯特·加伯（中提琴）和马丁·莱克（大提琴）组队。雷纳迪还担任了山克斯营地交响乐团的首席，该团曾邀请奥斯卡·雷文特和弗兰克·辛纳屈等嘉宾演出。这个乐团是由一群极具天赋的士兵组成。作为小提琴家，雷纳迪在服役期间受到了士兵们的极大欢迎。他为战友们演奏了400多场音乐会，并举办了几十场红十字会和战争债券音乐会。为了表彰他在提高士气方面的出色努力，军方允许他进行了有限次数的独奏小提琴表演。他还在许多全国范围的军队广播节目中露面，并在一些横跨整个国家的民间音乐节目上客串，如福特之夜或未来之星。他经常在NBC广播电台上露面，特别是在埃尔诺·拉佩（Ernö Rapée）指挥下作为广播城市音乐会堂的客座艺术家。1946年2月1日，他光荣退伍，恢复了音乐会活动。1948年，他再次在北美洲、欧洲和以色列进行演出，与纽约爱乐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圣路易斯交响乐团、洛杉矶交响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等美国所有主要乐团，以及南美洲、加拿大和欧洲的乐团合作演出。

雷纳迪最伟大的崇拜者之一是指挥家查尔斯·明希，他曾公开称赞雷纳迪是“一个轰动”，并说：“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他：完美。他拥有一切，风格、技巧、音色，以最华丽的方式结合在一起。”雷纳迪曾在芝加哥和波士顿交响乐团中与明希一同登台演出，明希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1948年9月，他们与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一起录制了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1949年，他获得了卡罗杜斯·瓜内里·德尔·吉苏小提琴，这把小提琴制作于1743年，当时德尔·吉苏正处于他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期，仅一年后他不幸英年早逝。雷纳迪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一把可用的乐器。因此，获得合适的乐器恰好成为年轻艺术家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寻找新小提琴时，雷纳迪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多最优秀的小提琴被锁在博物馆里等待腐化变质。他认为，让小提琴保持良好状态的方法是努力演奏它，“把它放在玻璃下，它就失去了唯一宝贵的东西：音色。”

雷纳迪曾经讲述了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朋友拥有一把瓜达尼尼（Guadagnini）小提琴的经历，他有两三个月没有使用它。当他再次取出时，它已经不是同一把小提琴了。一个乐器制造商向他保证，它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从视觉上看，它是完好无损的。但让它的听感达到完美状态，他不得不演奏三四个星期。得花那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它珍贵的音色。1949年，他与比利时出生的画家苏赛特·古特维尔斯（Suzette Gutwirth，1923-1975）结婚，两人1936年相识于维也纳。1949年和1950年的夏天，他游历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1951年，他前往伦敦录制音乐。1952年，他与法国钢琴家安德烈·科拉尔（André Collard）在荷兰和瑞士举办了音乐会。

1953年12月3日，这位小提琴家在新墨西哥州圣菲附近的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那天晚上，他的伴奏乔治·罗伯特开车送他去科罗拉多州蒙特维斯塔的一场音乐会。他们的车在距科罗拉多州边界以南27英里处一条结冰的高速公路上打滑，汽车失去了控制，与另一辆从相反方向驶来的车相撞。两车的司机没有受到严重伤害，瓜内里小提琴也没有受损。他的遗孀就丈夫的死亡向司机提起诉讼，要求赔偿176738万美元。在诉讼中，她描述雷纳迪在去世时每年收入不低于1万美元，起诉书称，他作为一名独奏音乐会小提琴大师，已经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

旺达·鲁扎托（Wanda Luzzato）1919年3月6日出生于意大利瓦雷泽的米兰人家庭。在瓦雷泽，她在祖父母的别墅里享受着丰富多彩的音乐环境。她的母亲埃尔莎·库尔蒂（Elsa Curti）是一位歌手，但未在歌剧舞台上表演，因为这有违当时的礼仪规范。不过她为慈善事业进行半私人演出。她的父亲安杰洛·维塔利（Angelo Vitali）是一名职业军官，1920年去世，年仅28岁。旺达的母亲改嫁，她之前的姓氏维塔利变成了鲁扎托·卡尔皮（Luzzato Carpi）。旺达三岁时在瓦雷泽跟随大师高基（Goggi）学习小提琴，五岁时举办了她的第一场音乐会，在一场家庭音乐会上演奏得非常出色，引起了轰动。她在年纪轻轻被米兰音乐学院录取，在阿尔贝托·波尔特罗尼耶里（Alberto Poltronieri）的指导下以第五级水平入学。

她十二岁毕业，毫无疑问是意大利所有音乐学院中最年轻的毕业生之一。旺达参加了维也纳首届国际小提琴比赛（1932年6月5日至19日），由维也纳国立歌剧院指挥克莱门斯·克劳斯担任主席。著名的评审团包括阿道夫·布什、格雷戈尔·菲特尔伯格、卡尔·弗莱什、杰诺·胡拜、布罗尼斯拉夫·胡贝尔曼、埃里希·克莱伯、扬·库贝利克、乔治·库伦坎普夫、皮埃尔·蒙都、艾丽卡·莫里尼、阿诺德·罗斯、约瑟夫·苏克、约瑟夫·西盖蒂、亚尼·桑托、海因里希·沙夏特贝克和卡罗尔·席曼诺夫斯基。

在母亲的陪伴下（母亲只在布达佩斯呆了几个月），旺达离开了他的家庭、她的根和她的青春，来到布达佩斯跟随胡拜学习。这是她作为音乐家生活的开始，在这期间，她养成了严格的个人和艺术纪律，把其他任何事都抛在一边。胡拜是布达佩斯音乐学院的院长，还一直担任小提琴研究负责人直到1936年。他的著名学生包括弗朗茨·冯·威切伊、埃米尔·特尔曼伊、约瑟夫·西盖蒂、斯黛菲·盖尔、埃德·扎特雷茨基和安德烈·格特勒尔。考虑到胡拜自己的培训成果和他在音乐学院的长期任职，毫不奇怪，作家们将胡拜对匈牙利国立学派的正式建立的贡献描述为基于将德国学派和法-比学派方法的融合。作为一个通过引入欧洲教学方法来振兴和现代化匈牙利小提琴教学的人，胡拜的讣告写道：“多么幸福啊……这片伟大的土地拥有一个儿子，他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成功地打破了把匈牙利人与西方文化隔离开来的障碍。”胡拜的班上是一群天才，他们致力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掌握小提琴演奏的技术细节，以满足父母望子成龙之心。

旺达的同学包括克拉拉·莫尔纳尔（Klara Molnár）、玛丽·卡尔曼（Marie Kálmán）、洛兰德·费涅维斯（Loránd Fenyves）、玛格达·塞奇（Magda Szécsi）、加布里埃拉·伦杰尔（Gabriella Lengyel）、齐格蒙德·加斯帕尔（Zsigmond Gáspár）、彼得·瑟凡赛基（Péter Szervánszky）和罗伯特·维罗维（Róbert Virovai）。很难准确描述旺达在匈牙利首都的学习情况。大多数资料将她在音乐学院学习的时间定为1932年至1937年，这一时期以胡拜于1937年3月12日去世结束。胡拜对旺达非常满意，这并非巧合，我们常常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年轻的旺达在布达佩斯胡拜家的白色房间里拉小提琴，而胡拜则情深意切地看着她。

她早起的成功之一是1933年4月22日的赫尔辛基音乐会上，与芬兰指挥家乔治·施奈沃伊特和赫尔辛基爱乐乐团合作，在作曲家西贝柳斯的面前出色地演奏了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次年，1934年11月10日，在维也纳，她与钢琴家奥托·赫尔兹合作，精彩地演出了威尔海姆版的帕格尼尼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多年来有幸听过她演出的人，一定会记得她高超的技术。甚至那些通常不喜欢这类“炫技音乐”的人也承认，他们体验到了一种生理上的快感。1935年，她在厄尔诺·多纳尼指挥下和布达佩斯交响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1936年，她在意大利获得了重要的公开演出机会，与同胞、钢琴家维拉·戈比·贝尔克雷迪一起在所有重要城市巡演。同年晚些时候，她再次回到维也纳，11月22日在鲁道夫·尼留斯指挥下与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了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维也纳日报》的评论员称这场演出在最困难的乐段中鲜有匹敌，充满了辉煌和纯粹的音色。

带着她心爱的乔瓦尼·巴蒂斯塔·瓜达尼尼（Giovanni Battista Guadagnini）小提琴，鲁扎托与匈牙利钢琴家伊斯特万·哈杜（István Hajdú）一起在欧洲各地进行了巡回演奏，包括德国、法国、匈牙利、比利时、荷兰和爱沙尼亚。她经常与钢琴家蒂博尔·波尔加尔（Tibor Polgär）和伊迪丝·法尔纳迪（Edith Farnadi）一起出现在布达佩斯广播电台，也与钢琴家奥托·赫尔兹（Otto Herz）和查尔斯·塞尼（Charles Cerné）一起在维也纳广播电台露面，后者因伴奏瓦沙·普里霍达而闻名。二战打断了她蓬勃发展的职业生涯，阻止了她第一次计划的美国之旅。

旺达很快在布达佩斯遇到了她的第一个丈夫马塞洛·费尔（Marcello Feier）。1943年，她与威廉·门格尔贝格指挥的布达佩斯爱乐乐团合作出。旺达·鲁扎托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1948年在米兰的斯卡拉剧院亚拉姆·哈恰图良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意大利首演，由赫伯特·阿尔伯特指挥。随后是瑞典（1952年）、西班牙（1953年）、德国（1955年、1956年和1960年）、南美洲（1956年）、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1964年）以及英国（1966年）的巡回演出。旺达·卢扎托与欧洲各地的乐团合作，由门格尔贝格、魏恩加德纳、克莱伯、多布罗文、克伦佩勒、杜福、朱利尼、克里普斯、德尔瓦、库尔茨、塞巴斯蒂安、莱特纳、弗里乔伊、马格和阿尔伯特等指挥家指挥，并为意大利、瑞士、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广播电台制作了多个杰出的节目。她是很多意大利音乐的首演者，包括乔瓦尼·安东尼奥·皮亚尼、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邦波尔蒂、弗朗西斯科·玛利亚·维拉奇尼、路易吉·博尔吉、弗兰科·马戈兰、伊尔德布兰多·皮泽蒂或乔治·费德里科·盖迪尼等作曲家的作品。盖迪尼向旺达·卢扎托致敬，将他的小提琴与管弦乐的《娱乐曲》献给了她。

1965年开始，鲁扎托在音乐学院任教，先是在都灵教了一年，然后在米兰。胡拜曾预言她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之一，但今天她基本上已被遗忘。遗憾的是，她的演出没有商业录音。詹姆斯·克莱顿（James Creighton）的《小提琴唱片百科全书》和CHARM唱片目录中都没有列出任何录音。旺达·鲁扎托，20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小提琴家之一，2002年9月25日在米兰去世，享年83岁。我们发现了这些罕见的德国广播录音，使她杰出的艺术再次呈现。

埃里克·弗里德曼1939年8月16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不到一岁时，他就能准确地跟着哥哥斯图尔特（后来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的小提琴打节拍。随着时间的推移，弗里德曼的父亲，一位业余小提琴家兼牙医，发现埃里克拥有绝对音高和天生的音感，这两点对成为一位出色的演奏家至关重要。他的父母对他显而易见的音乐天赋感到高兴，并鼓励他跟随自己的兴趣自由地发展潜在的才华。在他自己的要求下，弗里德曼得到了一把四分之三大小的小提琴。他从六岁开始跟随塞缪尔·阿普尔鲍姆（Samuel Applebaum）学习，直到十岁。两年后，他通过海选参加了纽约市政厅举办的学生独奏会。一位评论家称他为“天才超技大师”。随后几年里，他的父母明智地将他的比赛限制在与他同龄的艺术家之间，并拒绝强迫他成为一个神童，这一立场得到了他的老师伊万·加拉米安的支持。

他的家搬到了新泽西州西奥兰治，埃里克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父母被尽可能以平常的方式养育他。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被视为一个受保护的天才。不仅如此，在邻近的卡特雷特学院（Carteret Academy），他参加了足球、棒球、篮球以及网球等接触性运动，以此来放松身心。他似乎从未担心过会伤到自己的手。他曾说过秘诀就在于保持轻松。有一次，父亲警告他要小心，并补充说如果避免不了受伤，“一定要确保头部不受伤”。埃里克回敬道，注意到父亲多年来一直把小提琴拉得走调，现在是时候该他自己来做点什么了。“我几年前告诉他要拉得准一点，他就停止了拉琴。他没有作为音乐家所需的厚脸皮。”

14岁时，他再次亮相市政厅，和社团小交响乐团进行了首演。年纪轻轻就有不同寻常的首演，弗里德曼觉得有利有弊。“好处是会受到一些关注，你知道每年纽约有多少人进行首秀。但我认为没人能在14岁时就准备好，无论他是谁。我并没有准备好14岁就开始职业生涯，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我的父母对音乐一无所知，但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你必须为未来30或40年打下坚实的基础。”弗里德曼又学习了三年，1956年11月才由大卫·加维（David Garvey）伴奏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他所谓的“真正的职业首秀”。

在被问及通常神童都有心灵创伤和压迫的问题时，弗里德曼说道：“唯一的问题就是演奏正确的音符。仅此而已。过去人们经常说的社会剥夺和调整的问题我几乎都没感受过，据说音乐天才们多少都会面临。但今天，我感受到了！最早始的时候，我有一个奇怪的老师，不让我看谱就让我拉琴，就是让我模仿唱片上听到的声音。我一直这样拉到十岁，直到去跟伊万·加拉米安学习。除了老师和学习之外，生活给了我最大启发。我一直在学习，无论是独自工作还是与音乐家朋友一起。大多数音乐家只关心自己的想法，也许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想法会被轻易破坏。我喜欢倾听别人，可以从他们的直觉中学到东西。”

不过，是另一位老师让弗里德曼在全球声名鹊起，并让位评论家注意到他的艺术特性——“至少在目前，是他导师的镜子，也就是说，一丝不苟，温文尔雅，高度自律”。12岁那年，他在一次比赛中遇见了雅沙·海菲兹。五年后，再次为大师演奏之后，弗里德曼开始在南加州大学跟随海菲兹课堂和私人学习。学习持续到1961，大师和徒弟开始在录音中搭档。“与海菲兹这样伟大的老师合作具有一种特殊的困难。他是如此独特，如此难以模仿，他就是他自己。这让人们期待我像他一样。与如此强大的个性联系在一起并不容易，因为公众自然地会拿我们作比较。海菲兹给了我他的巨大背景，整个俄罗斯音乐背景，这至关重要。他给了我一个机会，填补了音乐教育中某些疏漏。一开始，我是凭直觉演奏，还算有一定的天赋。但这远远不够，需要深化和拓展。海菲兹的兴趣不只是小提琴。他打乒乓球和网球，玩游戏。我曾经和他玩过猜字游戏。他喜欢别人欣赏他的一切，除了小提琴演奏，他让我知道了这一点。”

海菲兹选择埃里克作为他的搭档，为RCA Victor重新录制了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弗里德曼的工作令所有人都惊叹不已，他很快就以自己的名义确立了在古典录音艺术家界的地位，并为RCA Victor录制了多张专辑。他的巴赫小提琴与大键琴奏鸣曲以及弗朗克和德彪西奏鸣曲录音都得到了格莱美奖提名。弗里德曼在祖国美国的巨大成功迅速传播到了欧洲、南非和远东地区，他进行了广泛的巡演，好评如雷。谈到他在伦敦威格莫尔音乐厅的独奏会，《泰晤士报》的评论家宣称：“从他把琴弓拉过小提琴弦的那一刻起，气氛就开始升温。明亮绚烂的音色沁人心扉，扣人心弦。”离开英国后，他继续在柏林、阿姆斯特丹、苏黎世、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巴黎、罗马和欧洲首都征服观众。他的法国协奏曲音乐会首演，立即将巴黎人俘获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埃里克·弗里德曼被证明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小提琴家，他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与深厚的音乐感情相结合……多么热烈的掌声，”《世界报》的评论员如是说道。《费加罗报》的评价是：“非凡的音乐天赋和精湛的技艺！”

1965-1966演出季之后，弗里德曼决定暂时改变他的生活的方向。“我至少已经职业演奏了十五年，在观众面前演奏了二十年。现在是时候休假学习和思考了，练习钢琴，远离小提琴。我感到有必要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不仅局限于小提琴。音乐专业的学生很少有时间研究自己领域之外的东西，我认为了解全部音乐作品，包括钢琴和管弦乐，以及我自己的作品是很重要的。我还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课程——法、希腊和英国文学、微积分和物理学。”在大学的一年里，他仿佛重新牵起了十年前被哥伦比亚艺术家签约打断的那根线。那会儿他已经被大学录取，并计划同时应对学习和演出。1965年，他还加入了巴黎的雅克·蒂博小提琴比赛的评审团。

他对俄罗斯音乐背景和训练的观察进一步深入，1966年弗里德曼访问苏联参加莫斯科柴可夫斯基比赛。“我认为，美国的教学比俄罗斯做得好，这边缺少教学，而且缺乏组织。这里的音乐学习是斯大林式的：学生远离家乡，去上学，在严格监督下练习。美国学生更善于自主思考。俄罗斯表演者也更加努力。在俄罗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方向，那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在各种重要比赛中，俄罗斯艺术家似乎被训练得像赛马一样。他们被训练成以‘正确的方式’做每一件事。说到底，就是一种平淡无奇的、扎实的演奏方式，需要严格自律和大量的练习。通过这种方式赢得的所有比赛确实令人敬佩，但是，当然，他们都以同样的方式演奏——这种训练方式会导致停滞不前。”

弗里德曼最终以并列第六名的成绩结束了比赛。他后来承认：“我应该听从海菲兹的建议，不去参加柴可夫斯基比赛。海菲兹在深夜给我打电话，他那种神秘的语气，强调建议我不要去：埃里克，你会看到那里会发生什么的。我在提醒你。”评委席之一约瑟夫·西盖蒂后来心怀愧疚的向海菲兹保证说，在他的评分表中弗里德曼得分最高。不幸的是，比赛也对师生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海菲兹感觉到，俄罗斯人会通过抹黑他的前学生来间接抹黑他自己的地位，这个预感可能是正确的。弗里德曼总结道：“从那之后，我与雅沙的关系再也不同了。”

他觉得一些小提琴演奏同行并没有那么幸运。“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不能透露他们的身份，但是他们的演奏生涯并没有发展本该有的样子，因为他们不愿意或无法加入‘犹太黑手党’。作为一个犹太人，我不赞成过分强调自己是犹太人或以色列人来在这里打拼事业。”他的抱怨焦点是在艾萨克·斯特恩身上，他是美国-以色列文化基金会和卡内基音乐厅的主席。“斯特恩的小圈子，包括我的好朋友伊扎克·帕尔曼和平基·祖克曼，几乎变成了一个排斥其他人的家庭，” 弗里德曼补充道：“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对艾萨克有着最高的尊敬。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活力、最有力量和人道主义的人物之一，真正是当今音乐会音乐中最伟大的标杆。不用我告诉你他是如何拯救卡内基幸免于难，更不用说他对人道主义事业的无数贡献。但正因为这些伟大的成就，他现在在音乐管辖中拥有了太多的权力。”我并不是在攻击他——这整个体系就是这样。如果你让任何一个小提琴家被催眠，他也会说同样的话。” 斯特恩曾公开否认力推或排挤任何艺术家，正如弗里德曼后来所说，“他说的是实话。他是一个拥有无可置疑的正直品质的人。但是在私下里，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喜好和厌恶。如果他没有这些，他就不会是一个伟大的人，正因为他的伟大，他的同事们害怕惹麻烦。许多有前途的年轻艺术家被挡在世界上最著名的音乐厅卡内基之外，也被挡在音乐主流之外。他有点像梅耶贝尔，他曾将瓦格纳挡在巴黎之外，不是因为他下令如此做，而是他的经理同僚们不敢违背他的个人意见。就像当时一样，现在也存在着微妙的报复机会。” 弗里德曼真诚地希望音乐行业能更加民主化，不再受到经理人和指挥家个人偏见的影响。“这是它应得的。你看，我们投身这行是出于热爱，而不是为了钱。”

1986年，德克萨斯州高速公路上一场车祸使他的音乐会生涯中断了六年。他的车被一辆卡车追尾，事故没有伤到弗里德曼的拉弓的那只手，但他的颈部、左肩和左臂受到了挤压伤，左手拇指骨折造成组织损伤。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频繁练琴，每拉一次都疼痛难忍。物理治疗成了日常必需。有人问起事故时，他用一个笑话回答道。“你知道当有人问巴勃罗·卡萨尔斯‘如果你断了手指，你会怎么办’时，他是怎么说的吗？卡萨尔斯说，我会感谢上帝。”

弗里德曼除了在1958年到1971年间用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1724年制作的“路德维希”小提琴演奏，还在1969年到1976年间用朱塞佩·瓜内里·德尔·杰苏1733年制作的“拉丰-西斯科夫斯基”小提琴演奏。弗里德曼于1966年首次见到了西斯科夫斯基瓜内里，亚罗斯拉夫·西斯科夫斯基自1933年起便拥有它。海菲兹和西斯科夫斯基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时是奥波德·奥尔班上的同学。西斯科夫斯基有次在弗里德曼音乐会后去后台介绍自己。“音乐会结束后，埃里克来到了我的家，拉起这把瓜内里直到凌晨两点。” 弗里德曼收藏的琴弓包括两把图特和一把佩卡特。他习惯用 Evah Pirazzi的琴弦。

安妮·费舍尔1914年7月5日出生在布达佩斯，在弗朗茨·李斯特音乐学院师从安东·塞克利和恩斯特·冯·多南伊，后来将非凡的曲目范围和音色控制能力归功于他们的影响。和克拉拉·舒曼一样，她也是个神童，八岁时在布达佩斯演奏了贝多芬的C大调协奏曲。克拉拉九岁时首次在莱比锡格万德豪斯亮相。1926年费舍尔在苏黎世进行了国际首演。12岁时，费舍尔开始震惊欧洲其他地区，而且与克拉拉·舒曼一样，孩提时的期望随着生命成长一年一年地发展和成熟。

1935年，她嫁给了著名音乐学家、后来的布达佩斯歌剧院院长阿拉达尔·托特。他们的婚姻非常幸福，安妮·费舍尔从托特的支持和指导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1941年，他们离开了匈牙利前往瑞典，费舍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暂停了她的演奏生涯。1946年，夫妇俩回到布达佩斯，她重新开始欧洲的巡回演出。她在欧洲各地演出，经常在主要音乐节上露面，包括爱丁堡、荷兰、布拉格和萨尔茨堡。1955年，她首次来到伦敦，慢慢地获得了媒体和公众的好评，当她担任独奏时，伦敦的巨大音乐厅座无虚席。在整个欧洲的音乐厅，她的名字都是节目单上的常客。

欧洲以外的国际职业生涯则起步较晚。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她还没有名气。1961年，她才首次到美国巡回演出，当时她在卡内基音乐厅与乔治·塞尔和克利夫兰管弦乐团合作演奏了莫扎特的E大调协奏曲（K.482）。1961年2月16日，在匹兹堡举办了她的美国首场独奏音乐会。1962年9月23日，在渥太华举办了加拿大的首场独奏音乐会。1968年，首次访问澳大利亚，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巡回演出。

费舍尔在1950年代与奥托·克伦佩勒和沃尔夫冈·萨瓦利希合作了重要的录音，但她认为，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演绎的任何诠释都会无可避免地受到人为的限制，因为没有任何诠释是被“完成”的。今天她的音乐遗产包括许多在CD和DVD上发行的现场音乐会。她对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和舒曼的诠释，以及匈牙利作曲家如贝拉·巴托克的诠释，受到了钢琴家和评论家的高度赞扬。谈到国际音乐会演奏生涯，她说：“我不能没有这些。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喜欢它，但我从三岁就开始弹琴，我也无法改变。更何况我几乎喜欢巴托克之前的一切。”她最伟大的遗产是一套完整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录音。她从1977年开始为这套录音工作了15年。作为一个自我批评的完美主义者，她生前不允许这套录音发行，但她去世后，录音以CD的形式发行，受到了广泛的赞扬。

塔季扬娜·尼古拉耶娃1924年5月4日出生在布里亚斯克附近的别日齐茨。她5岁时开始跟随母亲学习钢琴，母亲是一位职业钢琴家，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著名的教育家亚历山大·戈登韦泽（1875-1961），而她的父亲则是一位热情的业余小提琴家和大提琴家。第二年，她通过比赛考试被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录取，这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一个分校，戈登韦泽也在那里教书。这位教授曾是斯克里亚宾、拉赫玛尼诺夫和梅特纳的朋友，并向他的学生灌输要对位演奏上达到追求最高水准的必要性。巴赫在当时非常流行。她于1947年毕业。还在音乐学院时，她就在布拉格第一届国际人民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尼古拉耶娃随后向叶甫根尼·戈鲁别夫学习作曲。学习的成果是一首《圣歌》康塔塔和一首B大调钢琴协奏曲，协奏曲后来与著名指挥家基里尔·康德拉辛和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录制了唱片。在俄罗斯举办了一系列非常成功的音乐会后，尼古拉耶娃1950年以巴赫键盘作品在莱比锡巴赫比赛夺魁。正是在莱比锡听到她演奏巴赫后，肖斯塔科维奇在1950年10月至1951年3月间为她创作了24首前奏曲和赋格。

随后，她在东欧进行了巡回演出，她的职业生涯开始腾飞。然而，她的演出很大程度上局限在东欧国家，她从未获得“受欢迎艺术家”的地位，而这是冷战时期任何苏联音乐家出国演出的先决条件。尼古拉耶娃晚年才开始定期出现在西方，直到1980年代初才开始在欧洲、日本和美国演出，最终在超过35个国家演出。1992年首次她在美国首演，与底特律交响乐团合作。同年她在纽约首次登台，10月30日和11月3日在第92街的音乐厅演奏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前奏曲和赋格。11月13日，尼古拉耶娃在旧金山音乐中心举行的音乐会脑溢血。不久后再次发病，从此失去了意识。她在加州太平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9天后去世。

尼古拉耶娃：非常不同。观众的存在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录音过程中，通常在录音室或教堂里进行，我会试图通过想象头脑中的观众来激发自己。我更喜欢现场演出。即使发生一些小的技术缺陷，也没关系，因为最重要的是与观众的联系。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非常重要，但你必须接受录音也很重要。我录制过两套肖斯塔科维奇的24首前奏曲和赋格。第一次是1961年在莫斯科录制的，大约三十年前，当时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录音工程师，他叫瓦连丁·斯科布洛，现在住在加拿大。我是在格涅辛学院的音乐厅录制的。那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因为当时我正期待着我儿子的出生。

尼古拉耶娃：我会说我的后来的录音是不同的。我与肖斯塔科维奇的友谊持续了二十五年，非常亲密。我吸收了他的音乐，非常了解如何演奏。从1950年到他1975年去世，我出席了他所有作品的首演。我甚至参加了很多排练。每一首新作品都是莫斯科音乐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件。他的第五弦乐四重奏与24首前奏曲和赋格同时创作，十交响曲也是如此。前奏曲和赋格非常特别：我亲眼见证了它们的诞生。当他写钢琴作品时，几乎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我去了，他会给我演奏一些片段。然后我自己开始弹奏，再弹给他听。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这些回忆，并理解他的精神世界。我当然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我非常感激，感谢上帝，我还没有丢掉那些早期经历的新鲜感。我有一些演绎的自由，但基本上我演奏它们的方式就是肖斯塔科维奇想要的方式。

尼古拉耶娃：毫无疑问。他对我影响很大。当我年轻的时候，即使我不演奏他的作品，他也会来听我的一些音乐会。这非常鼓舞人心，他总是给我建议。这是非常重要的灵感，我只想说，有一段时间，我只是满足于演奏前奏曲和赋格：我认为它们是如此伟大，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但这并非一成不变，我开始演奏他的三重奏、五重奏和两首钢琴协奏曲，我录制了他的第二钢琴奏鸣曲、24首前奏曲作品34号（而不是87号的前奏曲和赋格），以及三首幻想舞曲，作品1号。现在我几乎演奏他所有的钢琴作品，包括一些我最近学习的作品。我演奏的许多作品都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但不仅限于他。

尼古拉耶娃：把我的教学工作和全球巡回职业演出结合起来并不容易。我也作曲，当然我和家人有私人生活，所以这很难；但我非常喜欢年轻一代，喜欢被年轻人包围。当我教学时，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这非常鼓舞人心。他们让我感觉年轻，我感到焕发了活力！我相信我知道他们想要接触什么，什么让他们感兴趣。我尽量在舞台上帮助他们未来的艺术生涯。我自己演奏很多音乐会，每年至少100场，所以我想我知道如何帮助他们。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传统非常丰富，我们所有教学的人都在努力保护它们。我们试图帮助年轻人找到这些作品的精神，变得深刻而不是肤浅。技术掌握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作品的内涵，并将其与观众联系起来。现代钢琴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它的音色如此丰富。它可以听起来像一支完整的管弦乐队，而艺术水平必须达到技术水平，否则作曲家就得不到他想要的。

尼古拉耶娃：音乐的基本目的是帮助人们生活。音乐艺术，与任何其他形式的艺术不同，可以帮助人类应对生活中的悲剧损失，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幸福。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音乐与任何其他艺术都不同。例如，当芝加哥交响乐团来莫斯科巡演时，我去听了他们的音乐会，我看到观众有多么幸福。这让生活变得容易了点，即便我还得面对俄罗斯当前的情况。看到他们多么幸福地倾听着美妙的音乐，感受到音乐是如何影响在场的人们，这让人感到温暖。我相信，这种特殊的音乐语言将永远继续帮助人们的生活。

艾琳·伊莎贝尔·范·巴伦琴（Bärentzen）出生在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有德意志和盎格鲁血统。她的父母出生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圣克鲁斯岛。她是托马斯·杰拉德·霍伊尔（Thomas Gerard Hoyle）的女儿。巴伦琴的真实父姓是霍伊尔。"范·巴伦琴"这个名字是她母亲的名字，当他们去欧洲时，她的母亲把它用作艾琳的姓。她的母亲与托马斯离婚，部分原因是为了培养巴伦琴，并给她欧洲的音乐教育。

她四岁举办了第一次独奏音乐会，之后为了更进一步音乐学习，母亲带着她从波士顿搬到巴黎。她每天练习六小时，七岁时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九岁时被巴黎音乐学院录取。在那里，她的老师包括玛格丽特·隆和埃利·米里安·德拉博德。她还在柏林皇家音乐学院跟随卡尔·海因里希·巴特（冯·彪罗和陶西格的弟子）学习。她的同学包括阿图尔·鲁宾斯坦和威廉·肯普夫，她还跟随恩斯特·冯·多南伊学习。在维也纳，她成为了提奥多·莱谢蒂茨基（Theodor Leschetizky）的学生。她早期广泛的训练使她完全掌握了技术，据说当巴伦岑去莱谢蒂茨基那里学习时，他对她的技术感到满意，并把时间花在诠释上。当时，她还和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一起演奏室内乐，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柏林为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表演。1912年11月20日巴伦琴在波士顿的约旦音厅举办了她的美国首演。她的节目包括贝多芬的华德斯坦奏鸣》，勃拉姆斯的帕格尼尼变奏曲前两册以及肖邦和李斯特的作品。

以巴黎为家，她与许多二十世纪早期的著名音乐家和作曲家成为朋友，包括埃乃斯库、普朗克、梅西安、鲁塞尔和维拉·罗伯斯，她经常首演他们的作品。维拉·罗伯斯将他的作品“próle do bébé, no.2”中的“O Cavalinho de Páu”献给了她，签名并题词道：“献给艾琳·范·巴伦琴，艺术家的现代灵魂和我的音乐情感的预感者，维拉·罗伯斯，里约热内卢，1926年4月4日”。20世纪20年代，她是最早在巴黎演奏拉威尔《幻影》的人，当她首次遇见这位害羞、几乎退隐的作曲家时，对他不同寻常的方式大为惊讶。

回到美国后，她在费城音乐学院教书，后来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音乐学院教书。1929年，她应莱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之邀，从巴黎前往费城演奏了一首自己十三分钟时长的作品。她经常与世界著名指挥家一起在欧洲演出，并为HMV公司录制唱片。她与德·法雅的钢琴音乐有着终生的联系，并在1928年首录了作曲家的西班牙皇家花园之夜。1931年12月9日，她嫁给了法国音乐会小提琴家罗杰·勒维斯特（此前已结果两次婚），成为了法国公民。他们住在法国巴黎劳里斯顿大街100号。勒维斯特（1891-1981年）有部著作《小提琴家的合理颤音技巧》，却鲜为人知，他经常陪同巴伦琴前往美国，她总是乘船旅行，从不坐飞机。

在1981年2月的《钢琴家》杂志的一次采访中，她讲述了如何在战时音乐会的上半场演奏了肖邦的B小调奏鸣曲和两卷练习曲，以及由于严重的食物短缺，她是如何勉强撑过去的。1954年，她成为巴黎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她三次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1962年获得“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1966年获得“荣誉军团骑士”勋章，1975年获得“国家功绩勋章官”勋章。1976年，巴西政府授予她维拉·罗伯斯金质奖章。她经常担任世界各大钢琴比赛的评委。她还以父姓霍伊尔（Hoyle）创作了钢琴作品。

亚历山大·乌宁斯基1910年2月2日出生于基辅的一个音乐世家。他从小开始学习钢琴，并在基辅音乐学院跟随谢尔盖·塔尔诺夫斯基教授学习钢琴。该学院成立于1913年，其他毕业生包括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和亚历山大·布莱洛夫斯基。1923年，俄罗斯内战期间，他的父母逃到了巴黎。这位有天赋的年轻人被送到了音乐学院继续他的音乐学习，在那里他师从伊西多尔·菲利普和拉扎尔·列维。他荣获了音乐学院钢琴专业一等奖。1927年，乌宁斯基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了阿尔弗雷德·科尔托的书面推荐信。他还在索邦大学学习高级政治和社会研究。1928年，乌宁斯基在巴黎举行了他备受瞩目的首演，以他稳健精准的技术和卓越的音乐修养征服了观众。一位南美经纪人对年轻钢琴家的才华印象深刻，于是邀请他到西班牙和南美巡演。

1932年，乌宁斯基来到华沙参加第二届肖邦比赛。苏联政府试图阻止他参加比赛，称乌宁斯基仍然是苏联公民，未经苏联政府授权参加比赛；法国政府介入，授予他公民身份。在第二和最后一阶段结束时，国际评审团给乌宁斯基和匈牙利钢琴家伊姆雷·翁加尔打了同样的分数。比赛规则规定，这种情况下，获胜者将通过抽签确定。结果，乌宁斯基获得了一等奖，以及波兰广播电台颁发的最佳马祖卡演奏奖，奖品是肖邦的浮雕雕像。华沙比赛的胜利使乌宁斯基在欧洲迅速成名。在巴黎、柏林和伦敦举办了独奏音乐会之后，乌宁斯基进行了几次欧洲巡回演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阴云开始笼罩时，乌宁斯基正在远东巡回演出。他经由苏伊士运河回到法国领土，1939年春天抵达巴黎，加入了法国军队。他的第一个任务被派到靠近德国边境的法国部队中。当德国军队突破法国防线时，他返回巴黎想要保护父母。然而他来迟了一步，他的父母已被法国民兵拘捕、驱逐出境，死在了奥斯维辛。在地下抵抗组织的帮助下，他和成千上万的法国人一起徒步逃亡。他的弟弟阿纳托利留在法国，加入了布列塔尼的抵抗组织。他的哥哥Choura是一位画家，在战俘营中幸存了下来。他步行加骑自行车穿越法国600英里，在西班牙被西班牙法西斯分子逮捕。他设法逃脱，然后前往葡萄牙，最终安全抵达里斯本。他费尽周折获得了前往南美的航行许可，1941年6月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此后一年时间里，他成功地在几乎每个拉美国家演出。

1943年2月9日他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首演上，弹了巴赫/布索尼的C大调托卡塔柔板与赋格BWV564，斯卡拉蒂三首奏鸣曲，李斯特的钢琴奏鸣曲以及一组肖邦的作品，德彪西的焰火，拉威尔的镜，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纽约时报》的Olin Downes写道，“乌宁斯基先生以宏打的方式演奏了一组宏伟的节目，他的风格倾向于英雄式的，具有非凡的力量和出色的技巧”。首演后，他进行了三次成功的横贯大陆的巡回演出，包括音乐会和独奏会。在两年内，他已经飞速跻身美国音乐会最具吸引力的顶层地位。

1946年，他返回巴黎，他的女儿伊莲1948年在那里出生。1952年，乌宁斯基决定移居美国。除了1955年在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待了一年外，他从1952年到1962年一直居住在纽约市。1962年，他成为德克萨斯州南卫理公会大学音乐学院的教授和驻校艺术家，并担任钢琴系主任。从1952年直到1972年去世，他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广泛演出。在那段时间里，他并没有限制自己的表演。他经常花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来巡回演出。夏季，他还在美国一些最重要的音乐节担任驻场艺术家，包括坦格尔伍德和阿斯彭音乐节。他计划1973年初组织庆祝自己舞台生涯50周年的活动。一场华沙音乐会——他全球职业生涯起步的地方——已排上日程，但乌宁斯基的不幸离世使这个计划戛然而止。

莱奥波尔迪娜（波尔蒂）·约瑟芬·米尔德纳1913年7月27日出生在维也纳附近，而非另有所传的1915年。后面那个时间是为了延长她作为神童的岁月。波尔蒂来自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雨果在广告行业工作，母亲莱奥波尔迪娜·波科尔尼年轻时就有艺术抱负。三岁时，波尔蒂会在窗边坐上几个小时，听楼下大街上的风琴手演奏，然后走到钢琴前，用两根手指弹出曲调。她很快就学会了许多旋律，一个姨妈决定教她一些弹琴技巧。波尔蒂的姨妈很快发现这孩子极具天赋，她毫不犹豫给予波尔蒂更高级的训练。波尔蒂开始跟着姨妈学钢琴。她的进步是如此之快，到她八岁时，老师和母亲都毫不怀疑她是一个真正的神童。可惜波尔蒂的父亲反对她以音乐为职业，所幸女性家庭成员费了好些周折说服他改变主意。1919年，波尔蒂和她的父母搬到了耶格尔斯多夫，这原来是上西里西亚一个小镇（现在的克尔诺夫），是她父亲的家乡。1926年，米尔德纳被维也纳音乐学院录取，在那里她师从钢琴家兼教师海德薇格·坎娜·罗森塔尔（1882-1959），她是李斯特学生莫里茨·罗森塔尔的妻子，是欧洲和美国备受推崇的教师和演奏家。他们一直呆在维也纳，直到被纳粹政权逼迫离开，定居在纽约。波尔蒂还接受了罗森塔尔的钢琴指导。

1927年，14岁的她已经准备好维也纳正式首演。她实际上进行了两次首演，第一次是在音乐厅的独奏会上，第二次是几周后的1927年11月20日，作为维也纳交响乐团的客座艺术家演出，由西奥多·克里斯托夫指挥，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一夜成名。接下来五年里，她在整个欧洲举办了数百场音乐会，与欧洲大陆著名的指挥家一起演出。六年间，这位金发的天才跻身欧洲最受欢迎的钢琴家之列。米尔德纳继续学习，于柏林阿图尔·施纳贝尔和莱比锡罗伯特·泰希穆勒处得到了指导，后者是勃拉姆斯最亲密的朋友。后来在纽约，她接受了拉沃伊·赫兹和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的指导。

1932年，她第一次访问了美国，受到极大欢迎。在纽约，她令人叹为观止的技艺融化了铁石心肠的评论家。1932年11月19日的市政厅的独奏会上，节目单包括贝多芬的F大调行板，巴赫-陶西格的D小调托卡塔和赋格，勃拉姆斯的F小调奏鸣曲，肖邦的华尔兹和波兰舞曲，德彪西的沉没的教堂，以及施特劳斯-罗森塔尔的维也纳狂欢节。《世界电讯报》评论家称其为音乐季中最震撼人心的盛事：“波尔蒂·米尔德纳，非凡的欧洲年轻钢琴家，昨晚举行了一场独奏会。她掌握了一种真正英雄般的音色，这种音色在如今钢琴小品盛行的时代很少有人尝试，这让一些人开始猜想是不是鲁宾斯坦或李斯特曾经演奏过。只需要听波尔蒂·米尔德纳五分钟，那些键盘骗子及其蝇营狗苟的装腔作势就从你的脑海里烟消云散。她给听众注入了兴奋剂。米尔德纳小姐有着高超的技巧，对一切都有坚定的信念，充满年轻人的自信，这是一次非常了不起的经历，对观众来说正如她那完美流光溢彩的艺术前瞻性报告那样完美。她有着惊人的控制力，却毫无炫耀的意味。即便她在键盘眼花缭乱的流动，仿佛太阳在追逐月亮，人们也不禁认为这是她的诚挚表达。她呈现出了全范围的动态效果，即便她没有弹出真正的极弱音。她陶醉在声音和狂意中，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因为音乐唤起了她内心中那种女性钢琴家罕有的魔鬼般能量。”

米尔德纳早上会在一个她称之为“很晚”的时间醒来——七点半。早上她练习三个小时，下午可能再练一两个小时。在剩下的时间里，她学习，阅读作曲家的传记，去剧院或电影院。没有演出时，她经常去听同行们的音乐会。1934年1月7日，她与纽约爱乐乐团在汉斯·朗格的指挥下演奏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音乐会前几天，她在曼哈顿57街的斯坦威音乐厅排练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当时，拉赫玛尼诺夫本人走进了排练厅，问年轻的波尔蒂，是否曾演奏过这首协奏曲。“是的，与布鲁诺·瓦尔特和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一起演奏过。”米尔德纳回答道。拉赫玛尼诺夫说：“太棒了”，然后坐在第二钢琴前演奏了管弦乐部分。

1938年3月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米尔德纳因与许多犹太音乐家合作表演，被纳粹当局强迫离开国家。她与母亲移民到瑞典，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她于1939年移居纽约，在美国各地演出，直到1942年。之后她前往南美洲，再次取得成功。米尔德纳与父母定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教课并开设大师班。1947年，她进行了第十次，也是五年来首次美国巡演，12月1日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了一场独奏音乐会，演奏曲目包括：巴赫、贝多芬、舒曼、肖邦、德彪西和李斯特。

她曾在萨尔茨堡的莫扎特音乐学院任教。1975年，她接到了法兰克福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的讲师职务，接替已故的布兰卡·穆苏林。由于年龄原因，她的教授职位申请被拒。她厌倦了现有的职位和职责，于是决定在1982年全职担任美因茨大学音乐系钢琴教授。米尔德纳结过两次婚，先是与在纽约相识的作家维克多·塞罗夫，然后是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德意志银行的董事汉佩尔先生。1995年退休后，她搬回布宜诺斯艾利斯，2007年7月7日去世。

米尔德纳的录音数量极少：在78时代，她录制了莫扎特的《田园变奏曲》K.209b，与肖邦的《练习曲》Op.25 No.9和12（DG公司EG 2346）以及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改编曲（DG公司C 2466）。战后，她为德律风根录了四首短小的协奏曲目，合作者是留声机领域的另一位无名英雄德国指挥家阿图尔·罗特合作以柏林RIAS交响乐团。其中包括李斯特和门德尔松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韦伯的乐队协奏曲以及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滑稽曲。德律风根还出版了一张十英寸的LP独奏唱片，包含了肖邦的第二即兴曲和第二叙事曲，李斯特-布索尼改编曲的帕格尼尼的钟铃以及罗森塔尔的约翰·施特劳斯主题组曲维也纳狂欢节（LGM 62025）。

亚历山大·布莱洛夫斯基1896年2月16日出生于俄国基辅。他五岁开始学习钢琴，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一位业余钢琴家。他的课程仅限于弹奏音阶。用布莱洛夫斯基自己的话来说：“哦！那些音阶！父亲把它们变成了一种游戏，就像个领跑员，带着我不断前进。我会努力在速度和准确性上赢过他，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实际上把我引入了一场看似愉快的竞争中。”接着他在基辅音乐学院跟随普察尔斯基学习，后者是西奥多·莱舍蒂茨基的学生，所以布莱洛夫斯基顺理成章继承了这一传统。

14岁时，年轻的布莱洛夫斯基被带到维也纳，成为莱舍蒂茨基的学生。莱舍蒂茨基的习惯是邀请维也纳音乐界的精英到家中听他杰出的学生演奏。在其中一场“家庭音乐会”上，这位著名的老师介绍了他第一个闻名世界的学生伊格纳兹·扬·帕德雷夫斯基。在另一场音乐会上，他介绍了布莱洛夫斯基，命运安排他成为莱施蒂茨基最后一个获得国际声誉的学生。虽然莱施舍茨基对于键盘上的肢体动作有一套固定的理念，这些已经融入他的著作，但他反对为了技术的完美而追求技术本身。“原则上，我不喜欢理论钢琴方法。”因此，当布莱洛夫斯基曾在一堂课上说“音色是你灵魂的表达”时，他或许概括了他自己老师的哲学。事实上，在教学时，莱舍蒂茨基可能会把他最喜欢的座右铭——“没有艺术就没有生活，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改成“没有技巧就没有音乐性，没有音乐性就没有技巧”。

布拉洛夫斯基声称自己完全是莱舍蒂茨基教的，但作为莱舍蒂茨基的助手的弗洛伦斯·特朗布尔向公众揭示了真相，指出布莱洛夫斯基一家于1911年离开俄罗斯前往维也纳。14岁的布莱洛夫斯基被分配给一位老师，而他8岁的妹妹西芙拉则被分配给特朗布尔。莱舍蒂茨基本人对这个小女孩非常热心，并预测她将有一个辉煌的职业生涯。与此同时，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对亚历山大却只有责骂和打击。父亲对儿子的进步感到失望，去找特朗布尔，请求她接收他。尽管莱舍茨基警告说这没有用，她还是同意了。在她指导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学习，这个男孩有了很大的进步，被允许到莱舍蒂茨基的班上，成为了一个出色的学生，但他仍然继续在特朗布尔那里学习了两年。1925年1月4日，布莱洛夫斯基发表了一封信，提到自己被委托给“一个助理”和所谓的“这位女士”。这封信留给音乐界不好的印象，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声称莱舍蒂茨基是他唯一的老师来吸引公众的注意。特朗布尔回应了这封信，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使得布莱洛夫斯基不再否认。她在两年里给他上了160多节小时课！

到达巴黎不久之后，布来洛夫斯基的父亲认为，儿子公开首演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男孩的首场独奏音乐会在巴黎音乐界引起了轰动，演出之后欧洲各国首都的邀约纷至沓来。他在巴黎跟随弗朗西斯·普朗特完成了训练。这些邀约中最早的一场演出是在布鲁塞尔皇宫举行的，伊丽莎白女王亲自在场，她多次邀请这位年轻人到皇宫演奏与她一起演奏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

1926年，他成为法国公民。他专门研究弗雷德里克·肖邦的作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隙声名鹊起。1924年，他完成了巴黎史上首次完整的肖邦作品演奏，还用作曲家的钢琴演奏了部分音乐会。这套曲目包括两首奏鸣曲、十一首波罗乃兹、四首谐谑曲、三首即兴曲、十九首夜曲、二十五首前奏曲、二十七首练习曲和五十一首马祖卡。这场演出在布鲁塞尔、苏黎世、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以及其他主要城市上演了三次。1924年11月19日，他在纽约的风神音乐厅举办了美国首演。布莱洛夫斯基受到了《纽约时报》音乐评论家奥林·唐斯的高度评价。然而，芝加哥著名评论家格伦·迪拉德·冈恩对布莱洛夫斯基的首演描述如下：“这位年轻的俄罗斯人可以快速地弹奏，可以强力地弹奏，也可以轻柔地弹奏。他的音色优美，他的乐句既华丽又灵动。但他的节奏虽然正确，却缺乏活力。他的出色技术并不总是准确；因此，他想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永远无法传达。他演奏，我们倾听。但没有交流，没有火花，没有冲击。”

1936年，他进行了一次横跨美国的巡演；1937-1938乐季，他完成了全套肖邦作品在美国的首次演出，通过6场纽约音乐会。作为独奏家他与主要交响乐团合作，他对肖邦作品的演绎获得了全球的赞誉。布莱洛夫斯基以其丰富的曲目而闻名，他为胜利唱片公司录制了肖邦、贝多芬、门德尔松、斯卡拉蒂、舒曼等作品。他在胜利唱片公司的录音非常多，被学生们用作肖邦作品演奏的范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系列19场独奏音乐会中，他从未重复演奏一首作品。当他本该在哥伦比亚登台演出时，他登上满座的舞台，掌声雷动，他鞠躬致意，转身后发现没有钢琴。这对任何演奏家来说都可能是个冲击，情况变得更糟，因为没有可用的钢琴，音乐会被取消了。在二战期间，他为美国举办了一系列音乐会。1960年，为纪念肖邦诞辰150周年，他在纽约和布鲁塞尔再次演奏了肖邦的全套曲目。尽管他的演奏此时已经过了巅峰期，但仍然呈现出作品里精妙的细微差别和整体掌控力。1976年4月24日他因肺炎并发症在莱诺克斯医院去世，享年80岁。

我把巴赫/布索尼《恰空》的乐谱递给布莱洛夫斯基，头到尾为他演奏。从我踏进他家的那一刻起，就有点出神了，无法说我表现得如何。不过我记得，演奏时布莱洛夫斯基站在三角钢琴的末端。他把乐谱放在钢琴盖上，俯身在上面，随着我的演奏翻动每一页。当我演奏结束时，他绕着钢琴走了一圈，站在我右边，满脸笑意。我当然也跳了起来，面对着他。他的眼睛温暖而炯炯有神，他问：“你有经纪人吗？”那声音带着浓重的俄罗斯口音，正是我记得的在Mosque剧院后台的声音。“没有，”我回答，想知道他为什么问我这个。“你经常在公共场合演奏吗？”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告诫而不是建议。然后他补充道：“你演奏得很棒。你必须找一个经纪人。请给我的经纪人打电话，告诉他我说他必须签你！”

他把《恰空》的乐谱放在音乐架上，转向我，大声说道：“当我为布索尼演奏这首曲目时……”“布索尼？”我心想。“他竟然为作曲家本人演奏了《恰空》！”我对此感到惊讶，几乎无法集中注意力去听布莱洛夫斯基的评论。这就像是参与了正在创造的音乐历史。布莱洛夫斯基随后开始谈论，并演示布索尼与他讨论过的某些乐段。在离开他家之前，我感谢了布莱洛夫斯基，然后把手伸进裤兜里，轻声问他的学费是多少。“非常抱歉，”他说，努力装出比实际更严肃的样子。“我不教课，所以也不收钱。”仿佛预料到我接下来会问什么，他补充道：“如果两周后你给我打电话，我会再次听你演奏。”听了这番话，我激动地热泪盈眶。布莱洛夫斯基热情地拥抱了我，陪同我下楼。我再次感谢了布莱洛夫斯基，第二次拥抱了他，然后走出了东64街。在整个世界上，没有比我更快乐的年轻钢琴家了。

1968年的一个晚上，我被邀请参加晚宴。到了那里，埃拉走向一个嵌在书架的柜子，在一堆乐谱中翻找后，她拿出了维拉-罗伯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手稿，这是作曲家专门为布莱洛夫斯基而创作并题献给他。维拉-罗伯斯曾在里约热内卢听过布莱洛夫斯基在同一场演出中演奏了两首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B小调和拉赫玛尼诺夫的C小调。他对他的演奏印象深刻，决定创作另一部适合布莱洛夫斯基技巧风格的浪漫大型乐曲。埃拉解释说，尽管我丈夫的曲目中有许多重要的曲目，但他从未学习过这部协奏曲。不，当然，他以后也不会。